可见，按需分配优先于按劳分配，而按劳分配则以按需分配为前提。所以，按劳分配，固然应该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但是，一些人所劳再少，他们的所得也不能少于满足其最低的、起码的、基本的物质需要而妨碍按需分配。反之，一些人的所劳再多，他们的所得也不能多到影响他人的最低的、起码的、基本的物质需要的满足而冲击按需分配。这个道理，艾德勒说得很透辟：“贡献较大的人比贡献较小的人有权利得到较多的财富。但是，对于这一原则，必须立即附以两个限制。第一，必须以某种方式使所有人在经济底线上达到平等。这个底线由足够满足人的最低限度经济需要的财富所决定。享有这些财富，是每个人的自然权利。第二，由于可分配的财物数量有限，谁都不应该根据他过多的贡献而挣得——正是挣得而不是去偷或抢——过多财富，以致没有足够的财富使所有个人或家庭以某种方式维持在经济底线以上。总之，不平等的财富分配即使被个人贡献的不平等证明为公正，也不应该造成任何人的贫困。”[8]178因为“按劳分配从属于按需分配”[8]181。
合观按需分配与按劳分配，可以得出结论说：一方面，每个人不论劳动多少、贡献如何，都应该按人类基本物质需要完全平等地分配基本经济权利（即按需分配）；另一方面，则应按每个人所贡献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分配给他含有同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非基本经济权利，以便使每个人所享有的非基本经济权利的不平等与自己所贡献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不平等的比例，完全平等（即按劳分配）。这就是经济平等总原则。
从上可知，经济平等总原则乃是人类任何社会唯一公平的经济权利分配原则：按需分配是任何社会基本经济权利唯一公平的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则是任何社会非基本经济权利唯一公平的分配原则。只不过，这些原则只有在公有制社会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从而才可能达到经济权利的公平分配；而在私有制国家则只可能逐渐接近于实现，从而也就只可能逐渐接近于经济权利的公平分配。就拿资本主义来说。所谓福利国家政策，无疑接近按需分配；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则接近按劳分配，甚至按资分配亦然。因为投入资本也是投入劳动，只不过是物化劳动、死劳动罢了。当然，二者皆非按劳分配，因为二者皆非“等量劳动相交换”，而均为劳动之不等量交换：按劳动力价值分配是所得少于贡献；按资分配则是所得多于贡献。但二者确实都接近按劳分配，因为二者的所得均与所贡献的劳动成正比。按需分配和按劳分配在私有制社会只可能逐渐接近实现，显然只是因为私有制必然导致剩余价值的榨取而存在剥削：剥削的程度越轻，在分配上便越接近等量劳动相交换，便越接近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便越接近公平；剥削的程度越重，在分配上便越背离等量劳动相交换，便越远离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便越背离公平。反之，唯有公有制才可能消灭剥削，才可能在分配上实现等量劳动相交换，从而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实现公平。
然而，人们却由此进而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分别当作两种公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分配一切经济权利的原则。这是说不通的。因为对于基本权利，甚至在资本主义社会都应该按需分配，而在社会主义社会反倒不应该按需分配而只应该按劳分配，这说得通吗？按需分配作为共产主义社会一切经济权利的分配原则，则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公平的。因为按需分配若作为全社会一切经济权利的分配原则而并不侵犯任何人的权利，如前所述，必须或者社会全体成员象一个家庭成员那样，其基本联系是爱而不是利益；或者财富极大丰富，以至谁需要什么，便可以分配给他什么，每个人的需要都可以得到充分的、完全的满足：如此，也只有如此，按需而不按劳分配才可能不侵犯多劳者应该多得的权利。但二者都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方面，共产主义社会数以亿计的全体成员大都终生不会相见，又怎么能够象父母与子女、丈夫与妻子那样，其基本联系是爱而不是利益？另一方面，人的需要永无充分、完全满足之日；否则，社会便不可能发展了。在共产主义社会，既然每个人的需要并不可能得到完全满足，而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联系仍是利益而不是爱，那么不言而喻，也就只有对于基本经济权利才应该按需分配，而对于非基本经济权利则应该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否则，象人们现在所设想的那样，对一切经济权利都按需分配，结果岂不就会多劳少得、少劳多得？岂不就剥夺了多劳者应该多得的权利从而是不公平的吗？
可见，按劳分配与按需分配应同样作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乃至一切社会的分配原则：按需分配是任何社会基本经济权利的公平分配原则；按劳分配则是任何社会非基本经济权利的公平分配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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