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变”的方面很多。从考试时间来看，1977年高考是12月份，1978年是夏天，后来大部分是7月份的7、8、9日三天。2003年开始改为6月份，时间提前。从考试的组织形式来看，1977年是分省命题，各地级市评卷，而不是全省统一评卷，这是很特别的。1978年实行全国统一命题，分省评卷。1985年，上海市单独命题、单独评卷。2004年，有11个省份分省命题，后来发展为16个省份自主命题。2015年开始向全国统一命题回归，2016年有26个省份回归全国统一命题。考试题型也发生很大变化。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部分是记忆类题型，比较简单。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英语科目开始引入标准化考试，就是我们讲的ABCD选择题。这种客观的选择题后来运用到所有学科。作文命题更是变化很大。从高考科目来看，1977年考4科，后来增加到文科6科、理科7科，现在逐渐发展为“3+X”“3+2(文综、理综)”。2014年是一个很重要的高考改革年份，国务院出台《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上海、浙江出现“3+3”的科目模式。
到目前为止，大大小小算起来高考制度进行了接近40次的改革。技术性的改革大部分取得了成功，如网上阅卷、网上录取等，并且一直保持下来，但是不少制度性变革走了弯路或回到原来的状态，没有获得成功。
记：为什么高考要逐渐回归全国统一命题？
刘：我曾经发表过一篇论文《小事件引发大改革——高考分省命题的由来与走向》，对2004年高考实行分省命题的原因进行说明。2003年，四川南部县发生高考试卷失窃事件，当时中国开始进入互联网时代，因为担心造成重大的全国性公共安全事件，那一年中央高层就考虑要不要推迟高考。后来决定从2004年开始实行分省命题，最初有11个省市，后来扩大到16个省市。各省市命题情况不大一样，有些省份命题质量不错，也有部分省市认为自主命题压力很大，面临考试安全、命题质量、命题成本等一系列问题，希望把命题权交还给教育部。此外，部分省市的高考自主命题质量、科学性不如全国统一命题。各省市的命题教师来源有限，身份难以保密，隐性泄题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地方高校的命题教师总量也不多，命题科学性难以保证。在这种背景下，高考命题又从分省命题逐步回归全国统一命题。
记：您如何评价当前一些省份出台的高考改革方案？
刘：上海、浙江作为试点省份，在2014年9月中下旬发布高考改革方案。其他省份纷纷前往了解、取经。2015年3月份、12月份，由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和其他一些专家分别到这两个省市进行专题调研，全面了解改革情况。上海市副市长、浙江省教育厅厅长分别做了很详细的介绍、汇报。我们还到一些中学、高校召开座谈会。
2017年启动高考综合改革的四个省市分别是北京、天津、山东、海南。最近教育部代表国家教育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安排3个专家小组，对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海南6个省市，进行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的督查。4月底、5月中旬我们这个组去海南、山东进行督查，两个省的教育厅对此进行了详细介绍，并召开高校、中学校长座谈会。
总的来看，各省高考改革方案大同小异，对中西部人口大省和贫困地区的农村考生进行扶持、清理高考加分、自主招生规范化等方面都在稳步进行。现在最关键也最难的是各省要推进的“3+3”科目改革。对海南省高考改革方案深入了解后，我认为海南省是择善而从，它的特点是尽量简洁化。例如，“6选3”的3门科目考试时间，浙江、上海是安排在高考之外的时间考，而海南是安排在高考之后紧接着考，即在6月9日、10日考。除了外语一年两考现在中央还没出台最后确定的办法，其他科目，海南只考一次，不像浙江可以考两次。
记：您曾说过：“不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激进派，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稳健派。”这两个派别很鲜明吗？
刘：至少原来是这么鲜明的，这些年有所调和。从20世纪90年代末一直到2007年前后的十几年时间里，推行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很多人对高考制度进行强烈抨击，有的甚至直接提出应该废除高考制度。我认为提出废除高考制度、彻底改革高考制度的人都属于激进派。我举几个例子。美籍华裔学者黄全愈写了一本书——《高考在美国》，他认为中国高考造就的是考生，美国高考造就的是学生。提出民间高考改革方案的北京学者杨东平原来对高考制度的批评也比较多，很多媒体把他当作激进派的代表，把我当作稳健派的代表。1998年，福建师范大学孙绍振教授专门发表过一篇文章《炮轰全国统一高考体制》，对高考体制进行强烈批判。2007年，宁波大学外语学院院长范谊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公开提出“废除高考”的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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