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北京文学》发表了一篇报告文学《高考殇》，作者直接提出要把高考送进坟墓。文章发表后，该杂志主编给我打电话，希望我以高考研究专家的身份写一篇文章。我当时就写了一篇《高考不是万恶之源》，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不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激进派，研究高考的人往往是高考改革的稳健派”。为什么这么说呢？不研究高考的人，只看到高考有很多弊端，如造成学生学习压力大、负担重，没有快乐的童年、少年等一系列问题，因此认为要废除高考，要彻底改革高考制度。那么，不高考，怎么招生？用什么办法招生？不通过高考来招生，出现的问题一定更大，弊端也更多。因此，我在很多媒体上一直强调，中国一定要坚持统一高考制度。研究高考的人为什么会成为稳健派呢？因为研究下去，才知道高考改革的难度很大，若只注意问题的一个方面，改了以后出现的弊端有可能比原来更大。在中国，高考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不高考会出现更多问题；高考有许多弊端，但是没有高考一定会出现更多的弊端。高考很坏，但是不高考一定更坏。高考是一种“必要的罪恶”，确实有很多问题，但是可以防止最坏的情况出现。许多学者研究高考以后，发现他原来设想的东西大部分不可行。高考改革如果没办法保证公平性，那么老百姓不答应，社会不答应，最后还得退回来。高考是一种适应中国国情的考试制度，文化、国情决定了高考模式。有什么样的文化环境，就可能造成什么样的招生考试制度，有什么样的国民、什么样的教育传统，就可能形成什么样的招生考试模式。
记：“考试招生改革总体方案”提出，逐步推行基于统一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的综合评价与多元录取机制，这一机制具体应如何推行？应注意哪些问题？
刘：这只是一种提倡。现在一般说的是“两依据一参考”，一是依据高考成绩，二是依据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参考的是学生成长记录、综合素质评价。“两依据”中，高考成绩看语数外三科总分，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可以参考，例如所有科目都要合格。现在大家最关注的是“6选3”，一旦选为选考科目，将三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成绩带入高考计分录取，那么这三门科目的性质其实发生了变化，实际上已经不是学业水平考试，而是选拔考试，也就是属于高考科目了。这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如不同选考科目能不能等值，选考科目与报考专业的匹配度问题，志愿调剂问题等。
2011年，为了制定高考改革方案，我们进行了大规模调研，走访14个省市自治区，对16个专题进行讨论。在会上，我曾多次提出可以参考借鉴台湾“加权计分”的招生方式。例如学生选考物理、化学、生物三门学科，如果他报考化学专业，那么高校在录取时就可以对他的化学考试原始成绩进行加权计分，如乘以150%或其他比例，从而凸显化学学科的重要性。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最难的是将综合素质评价作为高考录取参考。因为每个学生的综合素质表现是不可比的，容易出现科学性问题、造假问题。综合素质评价缺乏客观、刚性的标准。一个学生的道德表现、成长记录一般是用文字来形容、呈现和表述的，难以进行比较。当然，在小规模的自主招生中可以参考，但是在几十万、几百万大规模的招生录取中，拾金不昧、孝敬父母等综合素质评价难以客观比较。一旦要可比，必须量化。一旦量化，就会出现造假、失真。在中国诚信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这种评价是很难实行的。
记：您认为此次高考改革是最系统、最全面的一次，正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此次高考改革对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将产生哪些深刻影响？
刘：高考改革对基础教育的影响是最大、最直接的，涉及方方面面，包括高中教学计划、学生选考科目、班级组合方式等。这一改革打破了长期以来高考的文理分科，对增加学生的选择性、高中办学的特色化和多样化等方面，都将产生重大的影响，如学生根据兴趣和专长选学选考，高中进行分层教学、走班制将普遍实行等。
高考改革对基础教育也带来一系列的挑战。例如，一些学生选考的科目不是真正根据自己的兴趣和专长，而是趋易避难，导致有的科目选考者众多，有的科目选修的学生相对较少。选考科目两次考试如何等值？如何调整不同科目的教师人数与选修人数不匹配的问题？如何避免条件较差的县以下中学或一些薄弱学校在高考竞争中进一步处于不利地位？选修和走班制度十分多样和复杂，教师和管理人员的工作量将大大增加，如何增加人员编制或经费以保证其工作的积极性？
在高等教育方面，高考改革促进了高校录取学生的多样化，在考试成绩换算、高校不同专业对学业水平考试科目的要求、录取时不同科目组合的可比性和调剂等方面，也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例如，浙江省在高考录取环节是志愿填报专业优先，而不是按照以往的先学校、再专业来填报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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