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逐步打破高考“一考定终身”的弊端，2003年春季，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和领导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部分高校开始进行自主选拔录取改革试点工作，“积极探索以统一考试录取为主、与多元化考试评价和多样化选拔录取相结合，学校自主选拔录取、自我约束，政府宏观指导、服务，社会有效监督的选拔优秀创新人才的新机制”[2]。然而，试点工作启动以来，由于各高校普遍采用了“高考前测试，高考后加分”的模式，使得自主选拔录取工作越来越偏离初衷，不仅没有起到“进一步深化高等学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进一步扩大高等学校招生自主权”的作用，反而异化为各高校提前圈定甚至争夺生源的工具。与此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学生参与到自主选拔录取中，它所内生的公平性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许多人对此感到失望和不满。然而，如果引入英美大学“申请审核制”的招生方式，人们又担心在中国现实国情下会造成巨大的社会不稳定，加剧招生腐败，特别是在高考已是社会公平的“最后一根底线”的社会舆论下更是如此。
北京大学招生自身也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学院和教授对于录取的一些学生并不满意。相当多的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专业不感兴趣，当初之所以填报这个专业，要么是因为家长和老师觉得这个专业好，要么是因为高考分数达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线按分排队只能分到这个专业，要么是为了上北京大学而被迫调剂到某个专业，很少有学生能够在高考前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兴趣所在。越来越多的学生只会做题和考试，学生最关心的是考试和分数，缺乏探究真理的兴趣以及独立发现、探索问题的能力；知识面狭窄，独立阅读少；偏听偏信，没有建立独立的审辩式思维；学习被动，不喜欢提出问题并且很少追问；很难与老师和他人进行有效的交流；等等。所有这些问题直接导致大学一年级新生背负着“沉重的债务”走进大学校门。面对全新的大学生活，缺乏准备的他们往往茫然不知所措。许多人寄希望于大学的“补习”。然而，中学阶段是一个人价值观形成和个人学习习惯养成的重要时期，因此大学能否在短期内有效扭转上述亏欠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事实上，这些“沉重债务”的形成可以追溯到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以考试为导向的教育压抑了学生的自主探索意愿；学习的功利心理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老师勤于代替学生阅读、思考、总结和复习，却疏于鼓励学生开展自主性的学习，或者只有形式上的鼓励，而缺乏实质性的指导。这些做法可能对于迅速提高学生考试成绩而言效率很高，却并没有同样高效率地促进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能力和探索能力，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中学教师群体的知识面普遍偏窄，教学过程中往往囿于教学大纲或标准答案，忽视对学生的独立性和个性的发现、引导和培养；再加上对学科前沿了解较少，因此缺少激发学生学习热情的有效手段，更多诉诸纪律手段来实现管理。
上述宏观背景和微观因素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北京大学出台“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的理论基础。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项招生政策，能够逐步缓解以高考成绩为唯一录取依据带来的弊端，有效扭转我们在招生中面临的一些困境，用长期的过程性评价取代一次性的偶然评价，从而招收到最适合北京大学培养的学生，为未来有可能把学生培养成影响世界甚至是改变世界的灵魂人物奠定坚实的基础。
人才选拔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综合系统，其中既要有客观的分数标准，同时，也必须依赖于人的主观评价。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看得见的分数固然具有优点，但在一个人成长成才过程中最重要的理想、道德、思维方式等看不见的非智力因素却很难在笔试中进行考查，必须通过人来推荐。那么，由谁来做推荐人最合适呢？首先，这个人应当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否则他（她）不会爱惜自己的声誉；其次，这个人必须对学生有全面深入的了解；第三，一旦推荐出现问题，可以直接进行有效的制约。也就是说，作为推荐人的必要条件是，一方面他（她）有能力识别推荐学生；另一方面也会充分顾忌违规推荐的后果。经过反复研究，我们把最合适的推荐人锁定为中学校长。有人会问，校长了解学生吗？最了解学生的应当是班主任和任课老师。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了解学生应该是校长的天职。校长不一定了解学校里的所有学生，但必须要了解最优秀的学生，否则就是失职。客观地说，班主任和任课老师最了解学生，因此美国大学普遍比较重视任课老师的推荐意见，但这个群体过于庞大，监督成本过高，因此不适合承担目前的推荐职能，但并不排除随着社会诚信体系和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他们也有可能成为推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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