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命礼部颁行科举程式，将科举分为童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确立了八股文这一考试文体。此后科举除少数方面有变动外，基本上是五百多年一贯制。
科举演进到清代，历经千年的改革与完善，已成为一部结构精细复杂的制度机器，其整体运作设想之周延达到相当惊人的地步。但另一方面，积千年之弊的科举，也暴露了越来越多的问题，特别是考试内容方面，由于国门洞开，原来的考试内容已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面对坚船利炮的威胁和岌岌可危的政权，内忧外患的清政府不得不对科举考试进行革新与变通，无奈已是江河日下、为时已晚。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端方等会奏《请废科举折》，奏折上疏当日即被准奏。延续了1300年的“国家抡才大典”，就这样在帝制王朝行将崩溃时被匆匆废止。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考试有力地促进了社会流动
科举有没有引发社会流动？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流动？这些问题一直是科举学界的热点与公案。关于科举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古今中外有不少定性或定量研究。1947年，美国学者柯睿格（E.A.Kracker）统计了南宋绍兴十八年（1148年）《题名小录》和宝佑四年（1256年）《登科录》，得出半数以上的进士来自平民家庭，认为科举是有才能者进入官员阶层的重要途径和促进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同年，我国学者潘光旦、费孝通统计了在北平地区搜集到的915份朱卷的作者家世信息，得出五代之内均无功名者的比例为13.33%，认为这一比例便是科举考试对社会流动的基本贡献率，并据此认为，科举并非完全由已有功名的世家垄断，虽然科举成为社会流动的渠道也并不见得很宽大。1962年，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通过调查明清举子近四万人的家世，得出来自平民阶层的举子比例在四成以上，认为科举考试在帝制时期发挥了重大的促进社会流动和保持官僚阶层稳定的作用，官僚阶级的内部构成处于流动状态，不断有新的血液输送到统治阶层。
笔者也曾对《清代朱卷集成》记载的有清一代近八千份朱卷作者之家世进行统计，对科举造成清代社会流动状况进行估算，得出如下结论。
科举是促进清代社会流动一条公平且重要的渠道。调查发现，有12.69%来自上三代无任何功名或官阶之布衣家庭、20.84%来自上三代均为平民（含生员）之家庭的举子，借着科举实现了自身乃至整个家族的向上流动，说明科举使社会阶层得以重新“洗牌”，使门第力量日渐式微，让真正的人才出人头地。
姻亲和母系家族对于举子提升社会阶层几无助力。根据统计，出身于上三代均无功名之布衣家庭的举子中，七成以上的岳父和八成以上的外祖父亦为布衣（在岳父或外祖父有功名的其余举子中，不排除有一部分是世家姻亲或权门显贵而家道中落者后裔），这样高的比例除验证了古代联姻讲求“门当户对”外，也说明借助姻亲或母系家族力量实现阶层升迁的人数比例是非常小的，出身布衣家庭的大部分举子并没有可以襄助的外在力量，主要还是靠竞争机会的开放和自身努力实现阶层的向上流动。
尽管举子向上流动的机会城乡差异很大，但家世比居住地对社会流动的影响更大。对不同省份举子的城乡分布统计表明，城市经济较发达的东部沿海省份如江苏和浙江，或以满人为主的八旗，举子上升机会的城乡差异甚大，而在农业经济较发达的内陆省份如安徽、湖南等，举子上升机会的城乡差异要小许多。原因可能是江苏、浙江等由于离地地主极多（即地主脱离农村移居城市），而直隶又是官吏聚集之地，社会优势阶层集中在城市，故城市举子的比例较高；而山东、河南、山西等是自耕农比较发达的地域，属于社会优势阶层的地主多散居乡间，故乡间中举者比例较高。这说明有资格读书应举、借科举而上升的，大多限于不必依劳力为生、有一定经济基础的地主阶级或经商家庭，举子无论居处热闹的都市，抑或僻壤的乡村，只要有读书应举的条件，便皆有脱颖而出的可能性。
“无情如造化，至公若权衡”：科举制度具有超越时代的先进性
“好学者则庶民之子为公卿，不好学者则公卿之子为庶民”。由于科举有力地促进了社会流动，极大地扩大了帝制王朝的统治基础，历朝历代统治者都意识到科举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尤其有着巨大的政治治理功能，为了使这一考试制度具有长久生命力并使其功能得到有效发挥，帝制中国围绕“追求至公”这一主旨，不断完善科举制度。
科举力图稳行于“至公之道”而不偏倚，不仅仅体现在“科甲面前人人平等”上，而且体现在对贫寒子弟的特别倾斜上，如：对考官子弟及亲属实行“回避”制度，对官民子弟实行分卷录取，对官员及其亲属实行“别头试”，对达到条件的老年落地举子恩赐“特奏名”进士，对落地举子发放回乡盘费与赏赐，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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