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体层面的收益计算以及对形式公平自我确证钳制下的改革举措，虽然体现了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并且及时回应了老百姓的现实需求，但却在很大程度上伤害到了高考制度的整体效率。作为一项地位特殊的公共产品，高考制度既关乎“民生”，又关乎“国计”。它对高校入学机会这一高等教育资源的分配事关每一个家庭的切身利益，能否满足他们的利益并确保公平公正地对待每一个考生，是“民生”的集中体现，多年来政府部门在这方面的努力卓有成效。然而，若干个体利益之和并不必然地代表整体利益。高考制度能否高效地选拔出时代发展所需的人才，让高等教育资源与学生的学业成就、个人禀赋等更有效地配置起来？这一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关乎国家和民族未来长远和整体利益的要求，更是“国计”的应有之义。但是，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凡是属于最多数人的公共事务常常是最少受人照顾的事务，人们关怀着自己的所有，而忽视公共的事务；对于公共的一切，他至多只留心到其中对他个人多少有些相关的事务。”①
对于标准分这一可以让高考制度整体效率更高并且实质上保障了形式公平的改革，在以个体收益计算和形式公平对待方式为特征的民意面前显得异常脆弱，不仅仅是因为特定社会发展阶段民意的特殊性，还在于作为改革的权威主体——政府部门对待民意的方式上。
在社会公共事务治理中，民意诉求是社会改革的原动力，但绝不意味着改革仅仅以此为中心。一方面，对民意的关注虽然能够保证政府对民众诉求的有效回应，但一味地满足每一个现实的、眼前的要求，也经常会使政策缺少战略性和可持续性。如果长期这么做，很可能演变为只忙于解决眼前看得见的问题，而陷入一个自相矛盾、无法持续的处境②。另一方面，在高考这一兼具“民生”与“国计”双重属性的公共事务领域，其改革远不是老百姓开一个需求清单然后交给政府就能够推进的。依据民众的诉求来推行改革符合执政为民的宗旨，能够满足一时之需，收获民心。但是，对民众当下需求一味地迎合则很容易使政府陷入局部的利益纷争之中，而无暇顾及整体设计和长远考虑。高考领域的治理尤其需要在个人与公共、局部与整体、眼前与长远的利益上尽可能地保持平衡，如果顾此失彼，就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这对于政府在推进高考改革过程中如何甄别、研判民意，并在充分尊重的前提下避免滑入民粹主义的陷阱，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五、结语
标准分制度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新阐述中开始，历时20年左右的探索，期间中国经济、社会和教育发生巨大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公平成为高考改革领域的核心指导价值，这一点似乎得到了公认，但随着改革的推进，社会对公平的具体要求才不断清晰起来。可以确切地说，形式公平及其特殊的认定方式越来越成为决定各利益相关者参与高考改革的决定性因素。全社会对形式公平的热情空前高涨，需求旺盛，但认知方式并不理性。改革中的利益相关者以各自认定的“公平”与“合理”来扞卫既得利益或争取新的收益，但局部的理性和利益最大化却经常带来集体的非理性和整体利益的损害。高考这一制度设计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理应承担更大责任。与对民生的回应相比，保证整体效率的提升和实质性公平的改进同样至关重要，所以不应该成为达成前者目标的机会成本。
进一步分析，除了效率准则外，当前整个社会改革领域似乎同样把形式公平奉为圭臬。然而特定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在改革中个体以自我理解和确证的方式来界定形式公平，并据此来决定其改革意愿。这是在改革进入深度利益调整期普遍面临的一种制度变迁环境。社会行动的主体采取上述方式的收益是个体的、局部的，但付出的代价却是全局的、整体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排斥了社会科学进步在推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并抵制资源配置效率更高、总体收益更大的改革举措，这不能不给予足够的重视。
附：中部某省实施标准分后的成绩通知单
高考成绩通知单（文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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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蒋重跃责任校对蒋重跃孟大虎）
WhyisaUniversityEntranceExaminationReformwithbothFairnessandEfficiencyHardtoSustain？Thechangeofstandardscoresystemanditsreflectiononthegovernance
ZHANGJian-shi
（CentreforNationalEducationExaminations，MinistryofEducation，Beijing，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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