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科举考试的溢出效益非常复杂，既有正面的积极的影响，也有负面的消极的影响。
上文在阐述驱动和制约评价制度改革的文化和教育因素时，指出科举考试促成了读书求知的氛围、强化了社会的向心力、凝聚力和爱国主义精神，但在强化求同思维的同时也压抑了士人的求异思维、创新思维能力的形成，引导士人远离生活实践失去了创新精神的源泉，这些都是科举制度的设计者在设计时没有想到但在实施后产生的深刻影响，是其正面和负面溢出效益的表现。
3.高考改革的曲折历程是公平和效益因素交互作用、螺旋式演进的过程
（1）建国后最终采用统一高考的形式主要是出于对操作效益的考虑。
对高校招生到底是统一招生还是联合招生或者学校单独招生，建国后有过多次讨论和纠结，从质量效益和操作效益的角度作过完全不同的决策。最初从操作效益（管理和操作）因素考虑放弃了学校单独招生，经由大区内联合招生过渡到全国统一招生。教育部1952年指出：“如不实行统一招生，将会发生乱招乱拉学生的现象。”?1953年阐述统一招考的好处：①可以有计划地增加学生来源；②既可保证国家重点建设的需要，也可适当照顾各种建设事业的需要；③可以防止有的学校过高要求，有的学校过分降低要求。
但统一招生实行若干年后，其缺点也暴露出来，主要是学生和学校之间的匹配度不高影响了教学质量。由此有过三次实行学校单独招生的决策。第一次是1955年5月高教部组织招生工作座谈会，提交会议的讨论稿指出：“由于统一分配对于学校的特殊要求和部分学生的升学志愿照顾不够，致使一些学校教学工作发生困难。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已经入学和即将入学的学习的积极性。”因此“拟终止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配的统一招生，而实行在中央统一计划、省（市）指导之下的各高等学校自行单独招生的办法。”?但因座谈会上除个别学校外大多数都主张继续实行全国统一招生而作罢。?第二次是1957年高教部再次提出“由全国统一招生过渡到以联合为主单独招生为辅的招生办法的初步意见”，并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征求意见，最后仍然是统一招生的意见占上风。第三次是1958年教育部再次提出实行学校单独招生或者联合招生。?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同时发表社论，阐述此举有利于因地制宜、因校制宜，将会大大发挥地方和高等学校的积极性。但是在全国招生会议上绝大多数代表认为单独招生有困难，因此仍采用统一招生形式。由此可见，主张维持统一招生办法，主要是考虑节省人、财、物的投入，有利于学校完成招生计划、学生就近报考，主要是基于操作效益的考虑；而指出统一招生的缺点，主张过渡到联合招生或单独招生的意见，则主要是为了在评价选拔环节体现学校的专业特性，发挥学校的主动性，同时有利于学生到他喜欢的学校或专业学习，激发学习兴趣，是基于质量效益的考虑。
（2）恢复高考后仍然采用统一招生的形式，但是围绕着效益和公平，在评价和选拔方式上进行了多样的探索实践，呈现两条鲜明的主线。
一是注重质量效益。围绕这条主线，采取了逐步扩大高校的选择余地、让中学通过“预选”加入评价体系（有利于在评价过程中发挥中学的作用使评价更全面）、对思想品德优秀、艺体特长和学科竞赛优胜考生予以加分、在统考招生以外采取保送、自主招生等多种措施。
二是注重公平。耐人寻味的是，进入新世纪后高考改革的一些措施看上去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改革举措完全是针锋相对，逆向操作：（1）与前一阶段逐步扩大高校的选择余地相反，平行志愿把高校的选择空间缩到最小；（2）前一阶段次第推出的对思想品德优秀、艺术体育比赛、学科竞赛获奖学生的加分政策被逐步缩小乃至最后全部取消；（3）保送生、自主招生的名额被严格控制，其中保送生逐步缩小。出现这样的逆向操作是因为社会对高考公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对统一考试刚性标准高度认可，而对体现综合评价的改革举措的柔性标准能否保证公平心存疑虑。
（三）公平与效益之间互为前提、互相促进和互相制约的关系
公平与效益是矛盾统一的关系。在社会发展的某些阶段，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两者往往表现出矛盾的一面；但在本质上、深层次上两者应该是统一的，互相依存的。马捷莎认为：“当我们将公平的视野跳出平均的圈子时，就不难发现公平与效率在本质上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效率决定着公平”，“公平制约着效率。一个不公平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低效率的社会。”?潘懋元先生也说：“现实中的这对概念，既有矛盾的一面，也有统一的一面。”“人类社会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公平，但必须不断地提高效率。如果不提高效率，所谓公平，只能是低层次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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