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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见GBT7714
刘欣，胡安宁.中国公众的收入公平感:一种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释[J].社会，2016，第36卷(4):13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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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欣，胡安宁.“中国公众的收入公平感:一种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释.“社会第36卷.4(2016):133-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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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欣，胡安宁.(2016).中国公众的收入公平感:一种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释.社会，第36卷，(4)，133-156.}
中国公众的收入公平感：一种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的解释
刘欣胡安宁
摘要：借助“嵌入性”和“合法性”概念，本文将关于社会公平感形成的基本共识理论与自我评价理论整合起来，提出了一种关于分配公平感的新制度主义社会学解释。本文认为，社会成员对自己所获得的社会资源是否公平的感受取决于社会成员的自我认知与社会共识之间达成一致的程度。当自我感知的地位低于社会评价的地位时，个体倾向于认为自己所得到的社会资源是不公平的；相反，当自我感知的地位与社会评价地位一致或更高时，个体则更有可能认为自己所得到的社会资源是公平的。基于上述命题，本文进一步提出研究假设，相对于主观阶层地位达到或高于其职业声望者，主观阶层地位低于其职业声望的人更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收入是不公平的。对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的分析结果较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研究假设；研究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理论命题比基于理性选择的自利理论更好地解释了为什么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依然会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
关键词：收入公平感主观阶层地位职业声望新制度主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收入差距也趋于扩大。作为衡量居民收入不平等状况的重要指标，中国的基尼系数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增长迅速。收入不平等与收入公平问题成为当前中国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之一，也是当前学界关注的重要议题(怀默霆，2009；Wu，2009；孙明，2009；马磊、刘欣，2010；谢宇，2010；Xie，etal.，2012；李骏、吴晓刚，2012；李路路等，2012；秦广强，2014)。按照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与经济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28，1988年为0.38，1998年为0.40，2004年为0.47，*2012年为0.55(XieandZhou，2014)。2002年之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上公认的0.4的贫富差距警戒线。一些学者的研究发现，面对如此大的收入差距，中国民众对收入不平等却有着很高的容忍度(Wu，2009；马磊、刘欣，2010；谢宇，2010；李骏、吴晓刚，2012)，收入分配不平等也不太可能引发“火山爆发”(怀默霆，2009；谢宇，2010)。通过对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6)数据的分析，我们发现，在不同阶层和收入的中国城镇居民中，都有较高比例的人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在城镇居民样本中，有50%的被访者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其中，在阶层地位较低的技术工人和体力工人中，分别有46%和42%的被访者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那么，为什么有这么高比例的社会成员，尤其是社会经济地位较低者，依然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探寻这一问题的答案不仅有助于从学理上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收入公平状况，而且对推进社会治理、促进公平正义的政策出台及实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学界既有研究对这一问题并未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基于理性选择的自利理论可以解释高地位者倾向于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孙明，2009)，但难以解释低地位者何以会认为自己的收入是公平的。社会公平感的基本共识理论强调与文化传统相联系、为社会成员所“共享”的基本观念对公平感的塑造作用。基本共识使人们在“什么样的收入分配是公平的”这一问题上达成一致，进而使收入不平等获得合法性(WegenerandLiebig，1995；Suchman，1995)。然而，它所涉及的合法性却是宏观社会层面的概念，因此，更适用于不同社会或同一社会不同历史时期之间的比较分析。关于收入公平感的自我评价理论试图阐明将社会认可的、具有合法性的社会评价“内化”为个人自我评价的微观社会心理过程，以此来解释公平感的形成(DellaFave，1980)，但是对这一过程所涉及的自我形象概念缺乏具体说明，对人们为什么会接受社会所认可的、具有合法性的收入判断标准亦缺乏有力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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