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增加群众参与变量（方程3），村内拉关系走后门变量不再显着，这可能与群众参与过程中的监督因素有关。同时尽管家庭人均收入、程序公平、沟通公平对满意度的影响有所减弱，但由于群众参与变量的加入，进一步提升了方程的解释力，ΔR2=0.038。方程3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受访者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及村庄特征的影响后，贫困户识别中分配公平、程序公平沟通公平和群众参与能够显着提高贫困户识别的满意度，系数分别为0.151、0.162、0.207和0.266（H5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为解决内生性偏误问题，我们将家庭规模变量作为工具变量，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其原因在于，在西藏农牧区，由于资源相对稀缺，家庭财富积累与家庭规模（尤其是劳动力人数）密切相关，调查中向贫困户咨询致贫原因时有一部分村民表示是分家引起的。在引入家庭规模变量后，估计结果并未显着变化，家庭规模变量的Beta值仅为0.009[t（633）=1.261，p=0.208]，可以认为家庭规模变量与贫困户识别满意度关系不大。考虑西藏农牧区家庭规模和样本家庭人口数量状况，我们将1～4人的家庭界定为“小户”，5～8人的家庭为“中户”，9人及以上家庭为“大户”。仍采用表6中方程3一样的分析方法，对不同家庭规模分别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对照表6和表7，可以发现，组织公平与群众参与对贫困户识别的满意度并未有显着变化，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H1、H2、H4、H5进一步得到验证）。
表7加入家庭规模变量和不同家庭规模样本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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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统计水平上显着。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其一，村民对村内贫困户识别满意度不高。其二，组织公平中分配公平、程序公平和沟通公平对村民贫困户识别满意度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其三，贫困户识别中群众参与率低，且对村民贫困户识别满意度影响显着。其四，家庭人均收入对贫困户识别满意度有显着的正向影响，即家庭人均收入越高，其对贫困户识别越满意。
（二）政策启示
首先，从农牧区基层管理的维度加强群众参与的制度化和规范化，能够较好地解决贫困户识别的村内公平问题。群众参与制度化不仅要强调群众代表参与贫困户识别各环节，还须强调群众代表选拔的规范性和认同性。
其次，贫困户识别人员的选择不仅需要关注干部的权威性，还须考虑其亲民性，并能够准确、有效、及时地解释村民的疑问。
再次，从制度上促进贫困户识别程序公正公开。督促农牧区基层管理部门对选出了解全村情况、值得信任的村干部牵头贫困户识别工作，并能够对村内贫困户名额分配、贫困户标准识别流程等信息及时、准确地向村民传达。同时还需要从体制上建立扶贫效果的满意评价机制和监督机制，确保扶贫程序与结果的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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