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RM的政治经济学探索中，Salter和他的同事们认为，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特殊的治理方式[24]。在这种治理方式中，突出了探讨与分配公正有关的问题的必要性：大量资源正在从一些人直接受益的项目，转向投入到多半仍然是承诺性质的项目上，亦即其疗效尚待证明。在英国，这种新的资源分配伴随着减少当下能够帮助人们的社会服务。为RM领域的许多创新促进举措辩护的理由与效用论的分配公正进路可以是一致的。然而，其中的“价值”和“效用”在很大程度上是承诺性质的，既是未来的健康受益(特别是治愈和治疗未满足的临床需要)，也是未来的经济受益(产生高财富的产业和伴随就业)。新兴的RM领域可以被看作是进一步支持了分配公正的效用论进路。
然而，新兴领域的特点是有着各种利益相关者，他们的目标和计划各不相同，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不可避免的。引用平等论思想的论证也在鼓舞着新兴的RM领域。在某些情况下，例如，为创新疗法建立专款来解决未被满足的临床需要，这些分配公正的进路似乎与效用论论证相一致。在其他情况下，如在基于价值的定价的辩论中，平等论思想似乎与效用论论证相冲突。RM领域可能代表了一种根深蒂固的特定的效用论，但也为表达其他的情感和其他价值提供了空间。
随着RM的不断发展，有必要小心揭示似乎正在形成创新促进型基础设施发展的理念和价值观。效用论论证明显的主导地位引发了一些特殊的问题，这需要解决以确保这个领域确实符合更广泛的社会价值观。首先，涉及以希望为基础投入资源的机会成本：RM的预测受益是完全不能得到保证的，也许资源投向改善现在病人的生活质量可能会更好。其次，有必要不断评估各利益相关群体之间对效用论论证的适用性，并确定建立平等论安排的方式。关于VBP的争论和暂时保留基于QALY的方法的决定就是一个例子。也许，更为合适的是，要将公正的平等论与促进产生健康和创造财富的RM产业的驱动加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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