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朝，告状和审案也是按照一定程序进行的，绝非那么任意随便。每月三六九是放告牌听讼的日子，只有这个时间才能递状子，人命和强盗等重罪除外。
据说这样的规矩，还跟宋朝的包拯有关。
当年包龙图打坐开封府，下令打开衙门的大门，令民众可以直接到他案前起诉。如此一来，便就使奸吏无法从中捣鬼。
到了朱元璋时代，老朱觉得这样很好。因此规定州县长官必须向老包同志学习，亲自接受民间的起诉，不得经由书吏转手，亦不准佐贰官代理。
可朱元璋起草这项制度时，肯定没考虑过，像包拯那样精力过人、神目如电的官员毕竟是少数。故而朱元璋一死，下面州县就自行调整，限定只有在‘三六九’这几日放告，由大老爷亲自坐堂审案。
今日十月十九，正是衙门接受告诉的日子。
一大早，衙门发头梆、打开大门后，皂隶便打出放告牌。要告状的人群，一见开门放告，立时蜂拥上来。
皂隶们经由何瑾的调教后，不再跟以前一样，凶神恶煞地呵斥推搡百姓。
当班的皂头站定后，大吼一声道：“都好好排队，有谁不按秩序排队的，最后一个才接他的状子！”
这话一出口，可比以往的连骂带踹有用多了。百姓只思忖片刻后，便自动地乖乖排好了队。
待发二梆后，公人们将告状的领进县衙大门，命其在堂前右侧空地上跪好。这时候，便有堂上的鼓声响起，长随随即高唱道：“大老爷升堂了。”
堂外的百姓，便乱七八糟的请了通安。
身穿公服的姚璟，带着跟汪谨越来越相似的死人脸，走上了案位。望着跪在衙前的百姓，他不由露出了愤怒无奈，以及踌躇满志的复杂神情。
之所以愤怒无奈，是因近日排衙的时候，他发现身为县衙刑名师爷、暂为打理刑房的宋慈，竟根本未现身。
待询问一番，手下人便将一张辞呈递了上去：原来，听闻他与何瑾吵崩之后，宋慈也直接撂挑子不干了。
本来与何瑾吵崩后，姚璟的情绪就很躁郁。而宋慈沉稳干练、断案如神，可谓刑房的擎天一柱。他的离去，不由让姚璟觉得既痛心又窝火。
可宋慈又只是姚璟花钱聘请的师爷，不属于正规的县衙官吏序列。所以对于这样的辞呈，他毫无制约的办法。
不过很快，姚璟就觉得这样其实也不错：没了你何屠户，难道本官就要吃带毛儿的猪？
宋慈不干了正好，本官便可借为民伸冤的机会，一展才干学识，将刑房牢牢握在自己的手中！
想到这里，姚璟脸上的愤怒无奈的神色渐渐减少，踌躇满志的神色越来越浓郁：“诸位放心，本官乃堂堂的同进士，朝廷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员，必定会为尔等明断作主！”
“多谢青天大老爷！”原告们又叩了头，接着依次从东阶上月台，将状纸递交给坐在长桌后，那位手还伤着的徐典吏。
徐典吏幽怨无比地瞥了姚璟好几眼，才用伤着的手将状纸逐一登记......没办法，刑房现在只剩他这么一个典吏，这事儿他不干也不成。
收齐了状子后，他便交给了值堂的亲随，呈送给了姚知县。
姚知县看着第一张状子，不由微笑了起来。因为这状子上写着：豆蔻年华，失偶孀寡。翁尚壮，叔已大，正瓜田李下，当嫁不当嫁？
原来是一寡妇想要改嫁，但遭到了夫家与邻居们的阻挠。姚知县看罢，不由心中暗笑：原来，这坐堂判案，也不过如此嘛......
事涉纲常伦情，要是不让寡妇改嫁，再闹出了什么老公公扒灰、弟嫂通奸的事儿来，那太平县必然会传出风气败坏的丑闻。
这怎么能行？
于是姚璟挥笔，便判了一个字：“嫁！”
那小寡妇得了姚璟的判词，不由喜上眉梢，盈盈一拜道：“多谢青天大老爷！”
姚璟摆摆手，又拿起了第二张状纸。
可一看之下，他的眉头就皱起来了：原来是一樵夫状告他的屠夫邻居，偷了他家中的三百文大钱。可屠夫声称那钱就是他的，反倒那樵夫常年就有小偷小摸的毛病，邻居可以作证。
这案子就让姚璟犯了难，询问了一番人证后，邻居也只作证樵夫小时候，的确有偷鸡摸狗的劣迹。
樵夫当场就不干了，道：“大老爷，小人少时是顽皮了些，可谁没有个年少不懂事儿的时候？如今小人安安分分，可这屠夫就仗着人恶凶狠，拿了小人的钱，大老爷可要替小人作主啊......”
那屠夫也一脸委屈，争辩道：“大老爷，休听他胡说！这两年没发现他的劣迹，是因为他偷盗技艺都高了，防不胜防啊！”
“那三百文钱，可是小人起早贪黑存着孝养老娘的，故而浑家也不知道。这狗才偷了钱，还反诬小人是盗匪！”
案子听起来挺喜剧，还‘防不胜防’的......可真要判下来，姚璟却两眼一抓瞎：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唯独那三百文钱不会说话，他哪知这钱到底属于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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