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宋朝的司法体系，从中央到地方，还都设置了推司、法司两套平行的系统。
并且需要说明，宋代中央的大理寺分设“左断刑”与“右治狱”两个法院，为贯彻“鞫谳分司”的司法原则，“左断刑”又切分为断司（推司）与议司（法司）；“右治狱”也分为左右推（推司）与检法案（法司）。
在地方，州府法院的左右推官、左右军巡使、左右军巡判官、录事参军、司理参军都属于推司系统，司法参军则属谳司系统。
有些小州没有分司理参军与司法参军，但对任何一起刑案的审判，同样必须执行“鞫谳分司”的原则，推勘官与检法官由不同的法官担任。
宋代县一级的司法人员虽然配置不是那么完备，但还是设了推吏协助鞫狱、编录司协助检法。
在一起刑案的审判过程中，推勘官唯一的责任就是将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审讯清楚。
按照宋朝的立法，“诸鞫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鞫之。若于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
意思就是说，推勘官鞫问的罪情，必须限制在起诉书所列举的控罪范围内，起诉书没有控罪的，法官不得自行问罪，否则，法官以“故入人罪”论处，这叫做“据状鞫狱”。
确立“据状鞫狱”的司法原则，自然是为了限制推勘官的权力，防止法官罗织罪名、陷害无辜。
惟盗贼杀人重案不受“据状鞫狱”的限制，允许穷究。
推勘官审清了案情，有证人证言、物证与法官检验报告支撑，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被告人服押，那么他的工作便结束了。
至于被告人触犯了哪些法条，当判什么刑罚，则是另一个法官——检法官的工作。
检法官的责任是根据卷宗记录的犯罪事实，将一切适用的法律条文检出来。
从司法专业化的角度来说，宋代立法频繁，法律条文浩如烟海，一般的士大夫不可能“遍观而详览”法条，只有设置专业的检法官，才可能准确地援法定罪。
从权力制衡的角度来看，独立的检法官设置也可以防止推勘官滥用权力，因为检法官如果发现卷宗有疑点，可以提出驳正。
如果检法官能够驳正错案，那么他将获得奖赏；反过来，如果案情有疑，而检法官未能驳正，则将与推勘官一起受到处分。
宋人相信，“鞫谳分司”可以形成权力制衡，防范权力滥用，“狱司推鞫，法司检断，各有司存，所以防奸也”。
在司法实践中，独立的检法官设置，确实为维系司法公正增加了一道防线。
举个例子，像是宋真宗年间，莱州捕获了两个盗贼，州太守用法严酷，指使人故意高估了盗贼所盗赃物的价值，以图置其于死罪。
莱州司法参军西门允在检法时，发现赃物估价过高，提出驳正，要求按盗贼盗抢之时的物价重新估值，“公（即西门允）阅卷，请估依犯时，持议甚坚”，终使二犯免被判处死刑。
很可惜的是，“鞫谳分司”的司法程序，本来是很好的，可在宋亡之后就被残酷的蒙元给遗弃了。
因为那时人分四等，别说犯罪了，就算是杀人，最上等的蒙古人杀死最低等的南人，只需要赔偿一头驴，不得不说是一个时代的悲哀，文明的倒退。
………………
同时按照宋朝的司法制度，凡徒刑以上的刑案，在庭审结束之后，都必须启动“录问”的程序，即由一位未参加庭审、依法不必回避的法官核查案状，再提审被告人，读示罪状，核对供词。
以及询问被告人所供是否属实，“令实则书实，虚则陈冤”，在必要时，还可以提审证人。
被告人如果自认为无冤无滥，即签写“属实”，转入检法定刑程序；如果想喊冤，则可以翻供。
一旦被告人翻供，案子即自动进入申诉程序：移交给本州的另一个法院，重新开庭审讯。
录问的用意在防范冤案、错案，因为在庭审中，推勘官完全可能造成冤狱，例如使被告人屈打成招。
所以宋人坚持在庭审之后、检法之前插入了一道“录问”的程序。
刑案未经录问，便不可以判决；即使作出了判决，也不能生效；如果生效，即以司法官枉法论处。
像是宋哲宗年间，开封府右军巡院审理一起涉及侮辱宋神宗的案子，案子审结后上奏哲宗，哲宗“诏特处死”。
因为结案时未经录问程序，所以有大臣提出抗议：“不惟中有疑惑，兼恐异时挟情鞫狱，以逃省寺讥察，非钦恤用刑之意。请今后狱具，并须依条差官审录。”
最后，哲宗只好下诏，重申录问的程序不可省略，今后司法机关如审判不走录问程序，以违制论。
以宋代的惯例，对犯下死罪的重案犯，还必须是“聚录”，即多名法官一起录问，以防作弊。
有些重案实在是事关重大，在聚录一次之后，往往还要从邻州选官，再录问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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