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明朝已经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封建经济和专制制度的发展，是构成明律的主要特点。
明朝法律对于人民反抗封建国家统治和专制皇权的谋反罪、谋大逆罪，一律采取重罪加重的原则，不论首犯或从犯，都要凌迟处死。
株连的范围更广，凡年满16岁以上的子孙及祖父、父、兄弟、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异同，不论笃疾废疾，一律处斩。
对谋叛罪，只要是共谋，不分首从皆斩，妻妾子女没入功臣家为奴，财产入官，父母子孙兄弟皆流2000里。
因为这样，所以在明朝经常是一案株连数十人，甚至满门被斩、灭族，较出名的比如胡惟庸案、蓝玉案等，都是牵连甚广，达几万人之多。
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朱元璋吸取唐、宋两朝臣下结党削弱皇权的教训，在明律中设立了“奸党罪”专条。
规定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
凡内外官交结，大臣专擅选官，处斩；大臣的亲戚不是奉皇帝的特旨，不得授官。
这是历代法律中所没有的，反映了专制制度的极端发展。
朱元璋不仅在法律上严禁臣下结党，而且在实践中对官吏朋党大肆诛杀。
像是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私通蒙古的罪名杀死左丞相胡惟庸，废除中书省，取消了自秦汉以来的丞相制度，将原来由丞相统辖的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升格，直接听命于皇帝。
而胡惟庸案牵连被杀的文武官吏足有三万人之多，不可谓不吓人。
同时，由于朱元璋是布衣出身，参加过农民起义，对贪官污吏巧取豪夺，欺压百姓，从而激起人民反抗，有深刻体会。
所以他即帝位后，曾把府州官员召来朝面谕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如初飞之鸟，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摇其根，在安养生息而已，惟廉者能约己而利人，尔等当深念之。”并用重典整饬吏治。
《明大诰》中80%以上的案件是惩治官吏，处刑比明律为重。
朱元璋还颁布了以惩治公侯犯赃罪的《铁榜》，这在中国刑法史上是无先例的。
据《醒贪简要录》记载，官吏贪赃银60两以上者，枭首，并处以剥皮刑；衙门一侧的土地庙被作为“皮场庙”。
官府常用人皮内塞草，做成人形置于公堂座椅上，以此警戒继任的官吏。
明律规定，官吏犯赃罪的处刑极严，计赃科断，一贯以下杖70，八十贯处绞刑，对监督法律执行的御史，要加重刑事责任，并且不得赦免。
像是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户部侍郎郭桓与北平二司官吏通同舞弊，吞盗官粮。
朱元璋下令法司拷讯，六部侍郎以下有数百人被处死，各直省官吏有数万人被牵连入狱，追赃达700万石粮。
同时，明律中因涉及言论思想而给予惩罚的条款也有很多。
如：凡奸邪进谗言，左使杀人者，斩；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斩；收藏禁书与私习天文，杖100。
另外，明律没有规定，但臣民在奏章中出现忌讳的文字，便以触犯皇帝罪，加以处死。
在明初，朱元璋为了加强思想控制，也曾大兴文字狱。
凡是与皇帝意志相违背的思想、言论，都被视为“大逆不道”。
当时，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在吹捧朱元璋的贺表中写道：“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
这句话被认定为辱骂朱元璋当过和尚，因“生”音同“僧”，作过贼，因“则”音同“贼”，徐因此被处死。
从洪武十七至二十九年，有大批文人学者因触犯文禁或忠言直谏而死于朱元璋的屠刀之下。
再加上元末有大量破产流亡的农民，对明朝的统治是极大威胁，所以明初一方面实行招诱流民，移民垦荒；另一方面以严刑峻法加以取缔。
《大明律》在人户以籍为定的基础上，立禁游食闲民之法，如逃亡山泽，不听官府“召唤”，为首者处绞，抗拒者全体处斩。
《明大诰》也专列查禁流民的条款。
明朝为了恢复元朝末年被严重破坏的经济，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加强了经济立法。
明初，为适应农业的发展，保证劳动力的需要，颁布法令释放奴隶，严禁诱骗掠卖良民为奴隶。
同时，还颁发了一系列有关招收流民垦荒、兴修水利，实行屯田和匠户轮班等方面的法令。
从公元洪武三年开始移民垦田，“徙江南民14万于凤阳”(《明史》卷七七《食货志》)。
迁山西晋城、长治二州的无田农民到河北、山东、河南一带。
凡移民垦田，都由朝廷发路费、耕牛和籽种，或免税三年。
许多荒地因而得到垦殖，自耕民的数量不断增加。
明朝的手工业生产在整个封建经济中的比重进一步增加。
这种新的生产关系，首先在杭州、上海、南京、松江、苏州、景德镇等地出现，以丝织中心苏州为例，明末织机多达万台，工匠多达五六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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