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人程文之中多有对时政的议论，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当朝的一些弊病，将举人程文公开发行无异于将自身的弱点暴露在敌人面前。
而当代史本就是记载当代之事，其中关于国家政事的纪录极多，传到境外，必定不利于国家安全。
总体来说，宋朝政府在限制边防机要图书的发行与流通上，主要采取了以下几点措施措施。
第一，限制图书的传布与刊行。
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的图书不准写录传布，国史、实录和诸戏亵之文一律禁止雕印；第二，加强边境稽查和防范的力度。
对私贩边机图书者处以严惩，以切断情报向外传播的中间环节。
第三，加大审查与打击力度，从根本上杜绝有关边政机要文字的刊印。
在书籍印行刊布之前，必须由专门人员进行审查，详究有无事干军机政务情报机要文字，只有审查通过，才可以刊行。
而除了这些防范措施外，还有就是细细的讥察奸细。
因为维护国家安全，抵御敌人的侵略并讥察奸细，防止国家机密外泄，不仅是政府的职责，也是国人义不容辞的义务。
大家都知道，宋朝边患迟延不息，所以此项任务尤其显得重要和必要。
宋朝时为了严防敌方奸细进入宋境刺探情报，多次下诏命令边关讥察、捕捉，并严立刑赏，让沿边军民时刻提高警惕。
像是宝元元年（1038年），诏有能捕元昊所遣刺探事者，赏钱十万。
庆历六年（1046年）十二月，判大名府兼河北安抚使夏竦言。
“河北沿边安抚司乞沿边捕盗官吏，如北界贼人深入近里，即便收捉。”
“今相度如有外界人入来界内，守把巡拦人辄敢取财物不捉送官，从违制论，若收捉时器伏斗敌，即许御扞。”从之。
皇佑二年（1050年），诏河北转运司，沿边四榷场，有能察捕得北界刺事者，当重赏之。
皇佑三年（1051年），管勾国信所言：“自今通事殿侍与契丹私相贸易及漏泄机密事者，请以军法论。在驿诸色人犯者，配流海岛。”
治平三年(1066年)七月，诏令沿边居民三家至五家合为一保，不得舍匿奸细及亡背之人，如敢隐藏或同谋该诱过致资给，并听保中捕告。
应外奸人，若获一人赏钱三百千，内奸出告一人，书生举子，依外奸给赏钱，仍补茶酒班殿侍。
其余告获皆赏钱百千，即保内知情不告，减罪人一等，配千里外牢城。
余保人不觉察，亦行严断。
熙宁七年（1074年），诏：“五路缘边州军及大城寨居人，依乡村法团社立保甲，更不教阅，专令觉察奸细，告获一人，赏钱三百千，事理重者取旨酬奖。令监司点校、司农寺详定条约以闻。”
崇宁元年(1102年)六月二十九日，诏：“京师从来西北细人甚多，伺察本朝事端。今后如有能用心缉捕、勘鞫得实，支赏钱三千贯，白身更与补三班奉职，官员并与改转。”
“令降空名度牒一百付府，并行货易，其钱桩管，止充上项酬赏。”
同年七月三日，枢密院言。
“访闻河北、陕西、河东路日近甚有外界奸细之人伺察本朝事端。”
“访河北、陕西、河东诸司辖下州军城寨应干巡捕官司及巡防把截使臣等。”
“如能用心缉获，勘鞠得实闻奏，支赏钱一千贯文，白身更与三班借职，官员、将校比类迁转。”
“其知情藏匿过致资给之人，如能告捕得获，与免罪外，亦依此推恩。”
以及加强自身的保密防范措施。
宋朝长期与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对峙的现状，使得宋廷特别关注有关边防军机的保密问题。
为了防止外国间谍的窃密，上至朝廷下至沿边州军，均制定了严格的保密条例。
宋政府规定，臣僚奏言，凡事关“要速机密”，一律“实封其公文”；“诸军马粮草数，及事干机密应行文书”均须实封，否则，“杖一百”。
并且，宋朝的“赦书、德音，州以黄纸印给县、镇、寨、乡、村晓示，非外界所宜闻，而在缘边者，并密行下”。
对于沿边上报的相关机要要求“本州实封，呈诸官员，若事涉机密，不为遍示”。
政和七年（1117年），进一步规定“边防谍报，至重至密，动系机要，间不容发。
近闻沿边每有探报，不论轻重虚实，互相关报，诸司喧传誉播，增缘百出，显有泄露，实于边防有害。
自今探报，除闻奏外，更不得报诸司。
谓如转运、提刑、提举、廉访等司之类，如有着令，并行冲改，或擅辄取索，及违者，论如违御笔法”。
崇宁五年（1106年）七月十四日，臣僚言。
“近者帅臣上通封表疏，有言及边防机要者，显言哗众略无顾忌，万一或有散落，所系重大。”
“伏望圣慈严赐戒勑，今后应干边事自非实封陈奏，不得妄有称述，所贵朝廷机事增密，人之所谨。”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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