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宋代国家多事，为了御外安内，宋代军队数量的增加也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据《宋史》卷一八七《兵志》记载，宋朝前期常备军总数为从开宝年间的三十多万人，到庆历年间的九十多万人，不过九十年间，总数增长了二倍多。
可政府的军费开支又如何呢？
仁宗朝三司使蔡襄曾撰文记，臣约一岁总计，天下之入不过缗钱六千余万，而养兵之费约及五千，是天下六分之物，五分养兵，一分给郊庙之奉、国家之费，国何得不穷？民何得不困？
要知道宋朝实行募兵制，政府出于军事上的考虑，战后没有大幅度地裁军，数量如此众多的常备军，确实给政府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
为了摆脱“国穷民困”的局面，政府于是越来越重视增加收入。
西北三边有百万待哺之卒，茶盐之利尽归于官尚恐不足，如废禁榷制则“三军之食于何取之”？
于是无奈之下，政府只有加强了能够带来巨大收入的禁榷制度。
以上还只是宋代蠹耗费用的部分情况，再加上其他的如供祭祀和皇室日常开支等，宋代财政时常入不敷出。
胡铨在《论议和》中是这样论述的：今日之患，兵费已广，养兵之外又增岁币，且少以十年计之，其费无虑数千亿。
而岁币之外，又有私觌之费；私觌之外，又有贺正、生辰之使；贺正、生辰之外，又有泛使。
一使未去，一使复来，生民疲于奔命，帑廪涸于将迎。
因需财之亟，而求入纳之广，能够即时起效的禁榷制度，当然成为宋政府增加财政收入的首选。
商品经济发展到了宋代，已经达到了中国封建史上的高峰，非农业税收在宋政府的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神宗以后，宋朝财政来源绝大部分就是二税以外的税收了。
因此显然，既然盐、酒、茶等物资能够给政府带来巨大的收入，实行禁榷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了。
因此，财政结构的变化也是宋代政府加强禁榷制度的一个原因，也是封建社会商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不过说到这，大家似乎也要注意一个事实，那就是虽然宋朝政府敛财手段之繁多，但其似乎并非一味惟利是图。
任何政府都不得不考虑其经济政策给人民带来的影响。
所以宋代的禁榷制度才会时常更易，但是更易之间又给政府财政收入带来威胁，因此又不得不收回主动权，屡次恢复禁榷制度。
由于官买榷盐使人民困于运盐之役使，于是仁宗天圣八年，诏罢三京及二十八军州榷法，行通商之法。
改制之后，一年间得钱十五万缗，然其后收入复减，至康定元年，又于京师、南京及京东州军、淮南宿亳州皆复旧制，禁商贩，不久京师弛榷法。
然收入激减，于是庆历二年，京师复旧榷法，将所藏之盐，悉收于官，附加以利益，而官卖之。
是先富国还是先富民，这是一个两难选择。
在皇权高于一切的封建王朝，政府选择的当然只会是前者。
正如宋仁宗亲口所说：“茶盐民所食，而强设法以禁之，致犯者众；顾瞻养兵师经费尚广，未能弛禁尔。”
高宗则对宰执言：“茶盐禁榷，本为国用所需，若财赋有余，则摘山煮海之利，朕当与百姓共之，姑遵旧制可也。”
宋代吸取了唐五代藩镇割据的教训，宋太祖、太宗以及其后继者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加强中央集权。
为了抵御地方经济势力对中央的威胁，宋代也加强了禁榷制度，“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
由于禁榷的巨大利益，这一制度也成为了政府控制地方的有效手段。
宋朝“国用仰给煎海者，十之八九，其可损以与人？散利虽王者之政，然使人专利，亦非政之善也。吴王濞之乱，汉实使之，使濞不专煮海之利，虽欲为乱得乎”？
但是，地方对专卖收入的截留也不容忽视，宋初实行食盐官搬官卖时“盐荚只听州县给卖，岁以所入课利申省，而转运司操其赢以佐一路之费”。
强枝弱干的局面是任何封建集权政府所不能容忍的，因此宋代的榷法也时常更改，目的之一就在“欲使中央最大限度的占有专卖利益，减少地方截留”。
蔡京改以引榷茶后，榷法十分严厉，卖引钱及其以外的茶租和茶税全部归于中央。
包括宋代的疾患不仅仅是内虚，也患在外强。
在北宋统治的一百六十八年间，边疆地区出现了好几个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北有大辽，西北有西夏，西部是吐蕃诸部，西南有大理。
南渡之后，更面临着比自己强大得多的金。
有宋一代，一直面临着来自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因此军队建设也是宋朝政府的一大急务。
然而宋朝军队所需的战马奇缺，以致出现了“今天下马军，大率十人无一二有马”的形势。
所以购买战马对宋朝来说是事关边防安全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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