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北方的辽、夏、金对峙中，因为中原缺乏战马，骑兵是宋朝的弱项，必须向少数民族购买马匹”
而“戎俗食肉饮酪，故茶贵，而病于难得”。
“宋政府又把茶叶作为安抚少数民族，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
因而茶马贸易对双方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
于是宋朝榷茶以博马，皇帝、大臣、经济学家都直接参与茶法的制定和修订，而且争论非常激烈，变更也很频繁，使茶法日臻完善。
宋朝对用以博马的川茶的禁榷十分严厉，以雅州名山茶为例，元丰四年七月规定：“（雅州）名山茶专用博马，候年额马数足，方许杂卖。”
后“应副博马年额管足，所有余数数并许出卖”。
但由于允许余茶出卖后影响了政府博马的数量，建中靖国时规定：“名山茶立为永法，专用博马。”
大观二年又诏：“川茶有有数品，惟雅州名山茶为羌人贵重，可令熙河兰湟路以名山茶易马，恪遵神考之训，不得他用。余茶博籴量度茶数勿使过多。”
在与少数民族的贸易中，粮食也被列为禁榷内容，甚至有时候钱币也禁止输出，以防为敌国用以炼铸兵器。
为了保障河东解盐的专卖利益，宋政府还严禁西夏青白盐输入宋境，各类军用物资也属禁榷品。
综上，宋代加强禁榷，也是出于维护中央集权的需要。
不过说了这么多，要知道，中国封建社会一直奉行重本抑末的政策，商业一直处于受剥削的地位。
虽然商品经济到了宋代已经十分发达，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观念也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但我们仍然不可对此估计过高。
宋代政府出于抑商的需要，也加强了禁榷制度，因此也有了庆历三年范仲淹“茶盐商税之入，但分减商贾之利尔，于商贾未甚有害也。今国用未省，岁入不可阙，既不取之于山泽及商贾，必取之于农。与其害农，孰若取之于商贾”的议论。
无商不活，同时社会不活，商业发展也会受限，反过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势必导致社会的流动性增强，这对稳定封建集权是不利的。
虽然商业是封建经济繁荣的标志，但是，商人对于封建社会却是一种瓦解力量，商业的发展是以封建社会的解体为代价的，任何一个封建政府都不会接受这一点。
因此，禁榷制度是一个历史产物，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确实起到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宋朝加强禁榷无疑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宋朝禁榷收入在财政中居于与两税并驾齐驱的地位”。
宋人在谈到专卖的财政作用时说：“国家养兵之费全籍茶盐之利。”“采山煮海一年商利不入，则或阙须。”
北宋思想家李觏也完全肯定食盐专卖的财政需要。他说：“山泽之富，天地所以养人者，鬻盐之利博矣。故东郭咸阳致生累千金，吴王濞富埒天子。孝武因置盐铁官。是时国用饶而民不益赋，未必不由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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