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经简要的说过了，榷茶法是禁榷法的一种，起源于唐，兴于宋。
特别是宋代四川茶叶运销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三种:通商法，茶马法，茶引法。
相对于“书本上的法“，我们更应重视“实际中的法”。
比如如果大家仔细研究一下宋代四川茶马法的运作情况的话，甚至可见里面都已经蕴含了一些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因素了。
但从总体上看，宋代的榷茶法又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这是非常矛盾的，真的十分的有意思。
像是宋代四川茶园中的雇佣劳动非常普遍，宋政府对此持什么态度呢?
比如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七月，宋真宗因“林特，刘承琏条制茶事，过为严急”，曾说:“园户采撷用功，须更得人手，制造茶既逐等第给价，入等者不可私卖，亦是入官，今一切须令本户造化，皆要精细，岂不伤园户耶?又佣力者众，皆是平民，既斥去无用，安知不聚为寇盗?“
也就是茶园户采茶，需要雇佣一些劳动者，即“佣力者”，如将“佣力者”斥去，则有可能加剧社会矛盾，“安知不聚为寇盗?“可见，宋政府对待雇佣劳动的态度是十分明智的。
所以宋代四川的茶园中存在大量的雇佣劳动，对此，吕陶在《净德集》中有所记载，如宋神宗时九陇县税户党元吉等“自来承山坝茶园等业，每年春冬雇召人工薅划;至立夏并小满时节，又雇召人工趁时采造茶货，逐日收来堋口投场货卖，得钱收买粮食，……并输税免役等钱。”
另一税户牟元吉“自来只以佃食茶园为业，其茶园偏峻，不任种植诸般苗色，逐年举取人上债利粮食，雇召人工，两季薅划，指望四月小满之后，造作讫茶，得钱添还债利，并送纳诸般税赋。”
还有税户石光义等“各为雇召人工，每日雇钱六十文，并口食在外.其茶破人四工，只作得茶一袋，计一十八斤。”
可见，不管茶园主是自耕还是佃耕，繁忙时节，都需要雇佣大批人工，这种茶叶生产中的雇佣关系，表明了以下几点:
(1)茶园的茶园主，既能向国家缴税，“并输税免役等钱”，“并纳诸般税赋”，又能支付雇工的工资，“每日雇钱六十文，并口食在外”。
可见工资已货币化，但茶园主是否是货币资本的拥有者，由于史料问题，我们还尚难断定.
此外茶园主生产茶叶的直接目的，是要作为商品，投入市场，“指望四月小满前后”，“得钱收买粮食。”
以及茶园中的雇工，“皆是贫民”，只好“佣力”，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
茶园中的雇工，是“佣力者”，与茶园主并无人身依附关系，是自由劳动者。
以上分析说明，在宋代四川，茶叶已摆脱了农村副业的地位，成为一种日益高度发展的商品生产，而大量雇佣劳动的存在，又促进了这一生产的发展。
同时在宋代四川茶叶生产中，还出现了商人预付货款给园户的情况，如“自来隔年留下客放定钱，或指当茶苗，举取债负，准备粮米，雇召夫工，自上春以后，接续采取”。
园户“逐年举取人上债利粮食，雇召人工，两季薅划”，这样，商人拥有了可靠的茶货来源，有利于在竞争中获胜。
而且预付款在茶叶生产，再生产中得到了增值，即茶商从茶园户那里所获得的利息，而预付款对园户也很有利，园户可以“准备粮米，雇召夫工“，保证了再生产所需要的物质生活条件。
园户与商人不只是在流通领域中打交道，商人开始关心茶叶生产，因茶叶质量的好坏与其自身的利益戚戚相关。
商业资本开始转向生产领域，更加进一步的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
而且宋代茶法的显着特点是变动频繁和地区差异大，像是整个两宋东南茶法与四川茶法一直没有统一起来。
如宋太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开始征榷东南茶，仁宗嘉裙四年(公元1059年)，下令废除东南地区的狭义的榷茶法，改行通商法。
四川等地的茶法是“川峡广南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
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开始征榷蜀茶，实行“茶马法。”
两广地区因产茶很少，固未曾禁榷，允许自由通商，但禁止把茶叶运到境外。
徽宗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罢东南地区的通商法，改行“茶引法”，“罢官置场，商旅并即所在州县或京师请长短引，自买于园户，茶贮以笼箕，官为抽盘，循第叙输息讫，批引贩卖。”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在崇宁四年茶法的基础上，开始施行合同场茶法，“茶法自政和以来，官不置场收买，亦不定价，止许茶商赴官买引，就园户从便交易，依引内合贩之数，赴合同场秤发，至于今不易，公私便之”。
商人贩茶，应于“茶务请长短引”，才可以“不经官司，许往赴茶园户处私下任便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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