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四川的茶法仍为茶马法.南宋时，东南茶法基本上仍沿用合同场茶法。
而四川茶法却有了很大变革，像是南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四川开始实行“茶引法”。
也就是为了保证榷茶法的实施，宋政府制定了严密的法律措施。
凡贩卖私茶者，“茶折税外，匿不送官及私贩鬻者没入之，计其直论罪”，“私有茶一两笞四十，四十斤徒一年”。
对官吏贩私茶，特作规定:“主吏私以官茶贸易及一贯五百者死，自后定法，务从减轻。”
“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主吏盗官茶贩鬻钱三贯以上，黥面送阙下。”
“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论直十贯以上，黥面配本州牢城，巡防卒私贩茶，依本条加一等论。”
对销售与制造伪茶者，“一两杖一百，二十斤以上弃市。”
“对武装贩私茶等严重破坏榷茶法的犯罪行为，处以死刑凡结徒持杖易私茶，遇官司擒捕抵拒者，皆死。”
对能拿获私茶者，给予奖赏，告捕者“一斤以上赏钱三贯文，每一斤加三贯，至三十贯止。”
包括上面说过了，终宋一代，四川茶叶运销的法律规定主要有三种:通商法，茶马法，茶引法。
所谓的通商法，就是宋初，政府令“川峡诸川伪蜀政令有烦苛刻削害及民者，累诏禁止蠲除之”，明令罢去四川的榷茶法。
苏辙也曾说过：“五代之际，孟氏窃据蜀土，国用偏狭，始有榷茶之法，及艺祖平蜀之后，放罢一切横敛，茶遂无禁，民间便之。”
对此，《宋会要辑稿》则云:“川峡广南州军止以土产茶通商，别无茶法。”
《宋史-食货志》如是记载:“听民自买卖，禁其出境”，“听民自买卖”。
至于具体情况如何呢?
且看苏辙在《栾城集》里的记载，“邛，蜀，彭，汉，绵，雅，洋等州，兴元府三泉县人户，多以种茶为生。”
对此，吕陶在《净德集》中记载得更详细，“今川蜀茶园，本是百姓两税田地，不出五谷，只是种茶，……自来采茶货买，以充衣食，伏缘此茶本非官地所产，乃百姓己物”。
如税户党元吉“自来相承山坝茶园等业，……趁时采造茶货，遂日收来堋口，投场货卖，得钱收买粮食，……并输税免役等钱”。
税户牟元吉则“自来只是以佃食茶园为业，……指望四月小满前后，造作讫茶，得钱填还债利，并送纳诸般税赋”。
可见，茶园户无论是自耕还是佃耕，自己都可以处理茶叶，“乃百姓己物”，“采茶货卖，以充衣食”，“并送纳诸般税赋”。
正如《文献通考》所载:“民卖茶资衣食，与农夫业田无异。”
“禁其出境”所讲的是四川的茶叶只能在川峡境内“听民自买卖“，园户和商人不得擅自将茶叶输出川峡地区。
川茶若要外运，只能由官府经营或经官府许可的商人运输.如淳化年间，茶园户出售粗茶，就是由官府许可的商人运输的，“客人兴贩雅州，名山，洋州，兴元府，大竹等处茶入秦风等路货卖者，并令出产州县出给长引，指定只得于熙，秦州，通远军及永宁寨茶场中卖入官。”
“仍先具客人姓名，茶色，数目，起离月日，关报遂处上簿，使客人到彼，画时收卖，如计程大段，过期不到，即令行遣根逐。”
“若客人私卖茶与诸色人及将合入秦风等路货卖茶虚作永兴军等路，回避关报逐处者，并依熙宁编敕禁榷腊茶法断罪支赏”。
可见，茶园户不能私自运茶出川峡，只有在出茶州县取得“长引“的茶商才有资格“兴贩“茶叶，还要按规定路线，“逐处上簿”，按时把茶叶运到指定的茶场“中卖入官”，否则，要受到处罚，”并依熙宁编敕禁榷腊茶法断罪支赏”。至
于茶引法的话南宋建炎初，成都路转运判官赵开上书言“榷茶买马五害“，主要叙述了茶马法的弊病。
如易生边患，本钱不易收回，私贩公行等。
于是，在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朝廷就令赵开做“都大提举川陕茶马事“，赵开“遂大更茶法，官买官卖茶并罢，参酌政和二年东京都茶务所创条约，印给茶引，使茶商执引与茶户自相贸易。”
“改成都旧买卖茶场为合同场买引所，仍于合同场置茶市，交易者必由市，引与茶必相随。”
“茶户十或十五共为一保，并籍定茶铺姓名，互察影带贩鬻者。”
“凡买茶引，每一斤春为钱七十，夏五十，旧所输市例，头子钱并依旧。”
“茶所过每一斤征一钱，住征一钱半，其合同场监官除验引，秤茶，封记发放外，无得干预茶商，茶户交易事。”
可见，赵开茶引法主要由商人来经营，商人只要执引就可以与园户交易，调动了商人经营茶叶的积极性，促进了茶叶的交换和流通。
政府除了收茶引钱“春七十，夏五十”外，还有“市例，头子钱”，住税，过税等，总收入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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