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之明代隆庆年间开始的局部开海范围和作用都要大的多，但是，仅仅过了三十多年，全面开海的政策就开始收缩，面对日益严重的“海寇”活动和西方势力在东亚海域的潜在威胁。
像是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二十五日，康熙召见大臣，提出禁海问题，次年，规定拟定，正式实行禁海，这就是南洋禁海令。
南洋禁海虽然并非全面禁海，但对于正在不断发展的中国民间对外贸易力量无疑是严重的打击。
到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在大臣的反复奏请讨论下，担心闽粤地区因洋禁而引发海患，才同意废除南洋禁海令，随即开放了粤、闽、江、浙四口通商口岸，“但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高宗下令关闭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指定外国商船只能在粤海关——广州一地通商，并对丝绸、茶叶等传统商品的出口量严加限制，对中国商船的出洋贸易，也规定了许多禁令，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闭关政策”。
此后闭关政策更加严厉，直到鸦片战争的爆发，这种不合理的政策成为了矛盾的焦点。
……
显然，从明清到清前期，更准确的说是从明中期欧洲人地理大发现到清代鸦片战争前这段时间，正是西欧资本主要崛起并向世界扩张，从而引发了世界传统政治格局大变化的时代。
在这一时代下那些力争海权，重视商业和海洋贸易的国家。
如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都是通过这一途径都走向了世界大国的道路。
而反观中国，这个当时并不具备航海技术和发展海洋贸易内部动力的世界文明古国，却在这段时间里与时代潮流相悖，采取了固守海岸。
某些时期甚至是禁止海外贸易的保守主要政策，其原因就是之前所说的中国封建王朝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
这一政策是在先秦战国时期就已提出并形成了体系的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秦汉以后，这一思想为历代统治者所信奉和推行，成为中国封建历史时代的一项基本国策。
封建后期，尽管随着工商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增强，传统的轻商思想受到了挑战。
到明清时期提出了“工商皆本”思想。
但是以农立国，重农轻商思想的统治地位并没有改变。
在传统的轻商思想下，商业是得不到大力提倡，更不能过分发展以致冲击本业的。
这种思想在中国封建时代已根深蒂固了，而这种传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及政策主张与当时同时代其他西方国家的思想潮流是南辕北辙的。
地理大发现以后风靡西欧的主流经济思想的重商主义，各主要航海国家无不强调商品流通和贵金属的输入对于国家富强的重要意义。
无不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去积极支持海外商业的发展。
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贸易，荷兰人的“海上马车夫”时代以及英国人“日不落帝国”的建立，都是在重商主义思想和国家政策推动下实现的。
中国明清两代封建王朝在这样一个时代却仍在高唱“强本抑末”的老调。
当然不可能指望他们实行积极的海外贸易政策了。
此外就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妄自尊大的心理。
的确，传统的“华夷”观念也是导致明清时期实行保守主义的海外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华夷”观念是以中国为中心看待周围世界和其他民族。
认为中华文明优于其他民族的一种政治文化心态。
视自己为世界中心，认为本土文明高于世界其他文明。
这种文化传统上的“华夷”观，扪闭了封建统治者对于海外世界的视野，妨碍了海权观念的形成，这种思想的长期演化也就造成了后来“天朝上国”的传统思想观念的形成，并出现了与之相关联的一整套处理自己与外部世界的方式和准则。
在这种传统的“华夷”观念中，“礼仪教化之邦”的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天朝上国”。
中华皇帝作为“天子”恭承天命统治天下。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中华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外，则为“蛮夷”之地，其文明开化程度不能与天朝相提并论。
但是中华皇帝“德被四海”，向往教化的“蛮夷”愿与中国来往的，天朝从来都愿意接纳并与之建立起宗藩臣属关系。
中华皇帝向他们册封使其获得对他们那块土地的合法统治权，他们则要向中华皇帝进贡以示臣服，古代中国皇帝对世界政治秩序的最高理想——就是建立起以自己为天下共主，四海外夷宾服，万方来朝的天下大一统的局面。
“华夷”观念区分中华与外夷，着重点是在维护中国自己内部的统治秩序。
在中国封建统治者看来，中国作为礼仪教化之邦的内部统治秩序，即基于儒家传统的纲常名教及君臣、父子、夫妻、贵贱等一整套宗法封建等级制度和礼仪风俗，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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