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些是未受教化的外夷所不具有的。
因此，在中外之间划分一条明确的界限，以避免中国内部的统治秩序受到外夷的影响，是绝对必要，万万不可含糊的。
“严华夷之防”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在对外交往中一以贯之遵循的准则。
它的目的是要维护天朝的“法度”和“规矩”。
它也充分显露出对外政策的内向和保守主义性质。
还有就是通过隔绝人民与外界的联系，以稳定专制统治。
因为任何政权制定政策，维护自己统治的安全总是第一位的目标，海禁是朱元璋防御倭寇进犯的措施之一。
明太祖初年原不禁海，洪武四年(1371)十二月。“禁频海民不得私出海。”
直接的原因是倭寇侵扰不止，对日交涉又没有结果，同时也是因为当时亡命海上的方国珍、张士诚余部仍然盘踞岛屿，勾结倭寇，不时劫掠滨海海州县，对刚建立的明政权构成了威胁。
禁止国民出海，切断张士诚、方国珍旧部与沿海居民的联系，断绝其接济。
其在海上将难以生存，也必将不功自破。
海禁还使那些想出海勾结倭寇的不法之徒难以得逞。
因此无论是防御倭寇，还是消灭张、方余部，防止勾引倭寇，当时禁海都是可取的办法之一。
另一方面:明中期王朝内部各种矛盾尖锐，社会动荡，朝政腐败，宦官专权与内阁党争不止，国家武备废弛。
与此同时外部“北虏南倭”问题日趋严重。
内忧外患两方面的因素，更使明王朝难于推行积极外向的海外政策。
清初禁海乃至“迁海”，首先是刚刚建立，尚未完全站稳脚跟的清政权为了使自己能够生存下去的政治性决策。
从顺治元年(1644年)到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
清朝执行了比明朝更为严厉的海禁政策，这是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出发而采取的非常措施。
顺治十三年(1656年)，顺治十八年(1661年)，康熙四年(1665年)清廷一再下令禁止中国商人进行海外贸易。
其主要目的是企图封锁东南沿海岛屿的反清势力。
康熙晚年禁止南洋贸易，乾隆二十二年实行只准广州一口通商。
这些政策的直接出发点也都是出于政治安全的考虑。
乾隆中期以后，西欧殖民国家的后起之秀英国，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原始积累向工业革命过度并于19世纪前半期完成了工业革命，经济实力大为增强，他们以炮舰武力为后盾全力开拓海外市场，对中国的冲击和威胁远远超过早期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殖民先驱。
而同一时期，清王朝正处在盛极而衰走下坡路的阶段，统治者的首要任务是应付国内统治危机，对外部威胁全力防范力不从心，更不可能指望其推行积极有效的海外政策。
以及中国自身市场分配结构的影响。
众所周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任何性质的国家统治者不可违背的规律。
在经济方面，首先，明清时期，尽管中国国内是商品经济较之两宋又有新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某些经济部门还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但是，就当时经济发展的整体而言，仍然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传统经济。
脱离农业的独立手工业的发展有限，商业在整体国民经济体系中，仍然主要起着在小生产者之间，各地区之间调剂余缺即所谓“通货财”的作用。
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商品性农业，独立手工业和商业只是在部分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一带才较为发达。
资本主义萌芽也只是在这些地方才有稀疏的表现。
当时对海外贸易的需求主要是来自于有海外贸易传统，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沿海各省。
而就全国绝大多数地方经济发展的总体来说，则尚未产生强烈的此种需求。
正因为如此，明代和清前期，每当朝廷发生是否实行海禁的政策辩论时，反对的声音大多来自沿海省份的疆吏及出身于沿海的官吏，海外贸易的呼声很难，并不能取得舆论上的支持。
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的着眼点仅仅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不可能像西方重商主义者那样从更积极的意义声去理解海外贸易对国家的作用。
其次，中国是个大国，经济部门齐全，内部市场广大，自己需要的产品基本能够在国内得到供给。
对外部商品输入的依赖有限，当时对外输出的商品，如:生丝、茶叶、瓷器等等。
同时也拥有广大的国内市场，并非没有海外市场。
生产这些产品的行业就不能生存。
不管海外贸易对当时地区、部分生产部门及与之相联系的部分人口已经有很重要的影响。
但就国民经济整体和绝大部分地区、绝大部分人口而言海外贸易的影响仍然极其微弱，只对国民经济的运转起着补充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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