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苏轼诗中仍有“十年京国厌肥”之句，说明在社会上层中，肉食仍以羊肉为主。
仅次于羊肉者，当然是猪肉了。
就像早前说过，汴梁城外“民间所宰猪”，往往从南薰门入城，“每日至晚，每群万数，止数十人驱逐”。
当地“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
临安“城内外，肉铺不知其几”，“悬挂成边猪”，“各铺日卖数十边”。
另有“修义坊，名曰肉市，巷内两街，皆是屠宰之家，每日不下宰数百口”，以供应饮食店和摊贩。可见这两大城市的猪肉消费量之大。
当然，在宋代农业社会中，牛依然是及其重要的生产力。
官府屡次下令，禁止宰杀耕牛。
宋真宗时，西北“渭州、镇戎军向来收获蕃牛，以备犒设”，皇帝特诏“自今并转送内地，以给农耕，宴犒则用羊豕”。
官府的禁令，又使牛肉成为肉中之珍。
如“浙民以牛肉为上味，不逞之辈竞於屠杀”。
“秀州青龙镇盛肇，凡百筵会，必杀牛取肉，巧为庖馔，恣啖为乐”。
鸡、鸭、鹅等家禽，还有兔肉、野味之类，也在宋代的肉食中占有一定比例。
在当时的经济技术条件下，江河湖海中的水产品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
汴梁城市场中出售盘免、野鸭肉、鹑、鸠、鸽、螃蟹、蛤蜊之类。
饮食店出售的菜肴有新法鹌子羹、虾蕈羹、鹅鸭签、鸡签、炒兔、葱泼兔、煎鹌子、炒蛤蜊、炒蟹、洗手蟹、姜虾、酒蟹等。
开封的新郑门、西水门和万胜门，每天“生鱼有数千担入门。
冬月即黄河诸远处客鱼来，谓之车鱼，每斤不上一百文”。
据说，淮南“虾米用席裹入京，色皆枯黑无味，以便溺浸一宿，水洗去则红润如新”。
苏轼描写海南岛的饮食诗说，“五日一见花猪肉，十日一遇黄鸡粥”，“荐以熏鼠烧蝙蝠”。
鼠和蝙蝠肉也成为当地的重要肉食。
其诗又称“粤女市无常，所至辄成区，一日三四迁，处处售鱼虾”。
南方的水产无疑比北方更加丰富和便宜。《宝庆四明志》卷，《鱼类》和《淳熙三山志》卷，，《水族》分别记录了明州(治今浙江宁波)和福州的好几十种鱼类和水产。
地区性的肉食，如“闽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即“大蛙”，而“广南食蛇，市中鬻蛇羹”。
可见，广东人吃蛇肉的习俗是古已有之，不过对于作者菌来说，真的是想想就不寒而栗。
宋代对肉类和水产的各种腌、腊、糟等加工也有相当发展。
梅尧臣的《糟淮》诗说:“空潭多鱼，网登肥且美，糟渍奉庖厨。”临安有不少“下饭鱼肉鲞腊等铺”，如石榴园倪家铺。市上出售的有胡羊、兔、糟猪头、腊肉、鹅、玉板、黄雀、银鱼、鲞鱼等。
大将张俊赋闲後，宋高宗亲至张府，张俊进奉的御筵中专有“脯腊一行”，包括虾腊、肉腊、奶房、酒醋肉等十一品。
在广南一带，“以鱼为，有十年不坏者。
其法以及盐、面杂渍，盛之以瓮。
瓮口周为水池，覆之以碗，封之以水，水耗则续，如是故不透风”。这确是一种科学的腌渍方法。
而且在宋代的士人中，吃河豚成为一种时尚。
名士梅圣俞，喜欢邀朋呼友来家里吃河豚。
他的《河豚鱼》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扬花。河豚于此时，贵不数鱼虾”。
河豚有剧毒，需要祛毒后才能烹调，亦有人因食河豚而丧命。
除了河豚之外，类食品和“洗手蟹”也在宋代市民中风靡一时。
东京名商号东华门何吴二家的鱼，是从外地运的活鱼加工而成的。
由于是切成十数小片为一把出售，故又称“把”。
由于它是风化干后才入的料，所以味道鲜美，成为当时一道名菜，以至时人有“谁人不识把”的说法，同时这类食品易于保存，所以很受大众的喜爱。
贵族之家制作的黄雀，是一种市面上不易见到的食品。
蔡京家里有三栋房屋，堆积着直至房梁的黄雀。
有位官员，一次就可献出千余罐鹅。
在东京的市面上，洗手蟹非常受欢迎。
将蟹拆开，调以盐梅、椒橙，然后洗手再吃，所以叫洗手蟹。
此外宋朝时候果品的数量、质量和品种也都十分相当丰富。
像是北宋西京洛阳的桃有冬桃、蟠桃、胭脂桃等三十种，杏有金杏、银杏、水杏等十六种，梨有水梨、红梨、雨梨等二十七种，李有御李、操李、麝香李等二十七种，樱桃有紫樱桃、腊樱桃等十一种，石榴有千叶石榴、粉红石榴等九种，林檎有蜜林檎、花红林檎等六种。
而在南方沿海的台州，其水果品种包括梅、李、杏、梨、莲、安石榴、枇杷、桔、金柑、橙、朱栾、柚、杨梅、樱桃、林檎、葡萄、栗、榛、椎、银杏、枣、柿、杨桃、瓜、木瓜、榧、菱、芡、荸荠、藕、甘蔗、葛、茨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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