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提出的是政党，而不是历史上人们常常批评的朋党。
中国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间拉帮结伙，互相倾扎，为祸国家社稷的情况。
欧阳修对此有过论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历史上的朋党，往往纯粹为了利益而相互勾结，互为依托。
政党则不一样，虽然他们之间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诉求，并希望有机会实现这种道义。
套用现在的话，就是政党首先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具体而现实的目标，有纲领、有组织、有领袖。
这些现实时髦的东西，早在仁宗时代就实施了，虽然效果不好，最后未能挽救北宗的败亡，但其作为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却不能忽视，更不能抹煞。
纵观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
汉自始至终，未脱离过外戚之祸，这个王朝的一开始就没有开个限头，吕后当权，差点干掉刘氏江山。
最终，它还是亡在外戚上。
除了外戚之外，汉还搞了诸王分封，结果也差点坏了大事，汉以后的西晋，就毁在诸王分封上。
八王之乱，结束了西晋的统治，也开始了中原地区的首次外族治权。
唐朝似乎重武轻文，地方官员都委以军政大权，人权、财权、治权都在各藩镇，结果尾大不掉。
为了扩张，重用北方蛮族，类同于罗马帝国用蛮人当兵替自家打仗，可结果如何？
与罗马帝国的下场很相似。在极盛期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蛮人攻占了两京，并且丢失了所有扩张的版图，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后期发生了逆向的蛮族化），首都几次被攻陷，完全是一个分裂的局面。
自唐德宗后，中央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很象春秋时代的周王，地方诸侯想到你了，就给点，想利用你了，就送点。
由于唐朝中央政府没有对各地进行有效地管治，造成军阀混战。
中原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空前削弱。
北方蛮族趁机侵入中原，并不断蚕食领土。
到朱温代唐时，中原已经成了汉族与蛮族杂居的严重现实。
契丹人及其它蛮族趁机成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类似儒家文化的政权。
可以说，藩镇之乱，造成唐朝的灭亡，并直接形成了以后五代十国这一中国自先秦以来最为严重的大分裂。
这次分裂对中华文明的危害之深，只有今天才可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这就是东胡系（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蛮族有机会从游牧民族逐渐地转变为依靠农业与儒家文化的文明民族。
而这一点成了稍后宋朝统一的主要障碍。
而宋立国之后，当政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建立怎样的政治架构才能克服自秦以降各朝各代的弊端。
以科举制建立人才选拔与任用机制，既打破门阀托大的政治格局，又很好地解决官僚世袭制的弊端。
虽然自隋代就开始了科举制度，但这一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还是建立在宋代，准入条件的降低，选拔人数的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
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科举制度作为国家开科取士的手段实施，使宋代很快进入了士大夫时代。
什么叫士大夫？坐而论道，躬身行之。
从此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
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使文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地方官员的主要责任是牧民，守土之责由中央任命专职的军事长官去处理（这些制度不正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吗），二者皆由中央调遣，互不统属。
这就彻底革除唐季以来军阀割据的政治传统，也彻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频繁更替的政治基础。
由于宋代皇帝都比较好地执行太祖的祖训，大臣和言官都敢于发表意见，甚至可以当面和皇帝争执，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使得宋代的大臣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些时候甚至是主角。
太宗驾崩时，李皇后伙同内侍王继恩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想立长子而废太子，遭到宰相吕端断然拒绝，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端立殿不拜。
请转帘，升殿审视无误，方率群臣拜呼万岁（端大事不糊涂）。
英宗即位后，慈寿太后一日送密札给韩琦，语及皇帝与皇后不奉事，有为孀妇作主之语。
此乃皇家事，由大臣来作中，宋前宋后各代均罕见。
更有甚者，南宋光宗夫妇对太上皇（孝宗，宋代皇帝多不恋权位，往往早早退休）不敬，被大臣也尊（废）为太上皇。
当然，这里之所以讲这么多，要传达的意思就是两条：由于采取文臣治国，兵权集中于中央，使宋朝的中央政府拥有比过去朝代更大、更有效的权力。
权力实际上更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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