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说宋朝遗留下的官办瓷器几乎都价值连城。
自宋代以后，历代文人墨客及古玩爱好者对宋代官窑津津乐道，撰文着书者众多，但历史上能够亲眼目睹并真正鉴赏宋代官窑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
有关宋代官窑的论述变地扑朔迷离，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这样，便给人们留下了发挥自由想像的空间。
对宋官窑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国古陶瓷学述研究中最为热门的课题之一。
总而言之，用已故着名学者邓广铭教授的话来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结论颇具见地，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这样一个如梦如幻的朝代，它的成就、它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本来足以让今天的中国人倍感自豪。
然而，自元以后，无论是汉人，还是其它民族，都对这个朝代抱有固有的轻蔑。
人们比较乐于回忆强汉时代、盛唐时代，甚至鼓吹大明时代、大清时代。
这个朝代只有离开它的疆域、它子民的后代，在它的政治影响没有覆盖的地方，才获得应有的尊重。
在欧洲、在美洲、在日本，人们对宋代的评价要比它自己身后的国度要高得多。
甚至，在国外，人们对中国古代的认识，就是缘于宋代取得的成就（四大发明中的三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精美磁器）。
在鸦片战争之前，当中国人还不了解世界，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中央帝国，是世界中心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宋的灭亡归咎于宋代统治者的腐败无能。
当我们的国门被枪炮打开之后，当我们知道在宋朝灭亡之前，欧亚大陆上的其它几个主要的文明国家也被蒙古大军所灭，南宋是蒙古人攻占的最后一个堡垒。
在蒙古铁蹄践踏欧洲大陆、印度次大陆，中亚地区的四十年后，蒙古人不得不在采用政治加军事的方法（蒙古人在对付其它民族和国家只有一种形式：无条件投降或屠城），利用已经投降的汉人来治理汉人，通过分化来瓦解南宋军民的抵抗。
科技就不再多说，宋朝最让人惊叹的就是，不以言论治罪，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彻底，文人出任国防部长（枢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新鲜事，但在宋朝，这可是一个常例。
军队的改革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这也是现代国家统帅军队的基本制度。
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此训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庙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导到太祖誓碑前背诵。
开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庙时方知上面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名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难能可贵的是，而且宋代历朝皇帝都还算听话。
让太祖的这几条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
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时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称道而身行之的时代。
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
试问哪朝哪代，文人有这等身份和地位？
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试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说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有宋一代，虽然武将不行，但却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最滋润的时期，这不能说是好，但也算有舍有得吧，是非功过，只能交由后人评说。
当然，不得不说，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
我们不否认宋代有政治斗争，但政治斗争往往只是政见的不同，虽然有党同伐异，但没有从肉体上消灭，最多是贬谪。
像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几人虽然政见上不同，但私谊却还不算。
欧阳修死后，给予欧阳修评价最高的，不是他的党内同志，而是政敌王安石。
可见那是一个君子时代，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名人都出现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同时出现），绝非偶然，是适宜的政治政治环境孕育的果实。
中国历史上的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政治现象。
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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