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面官则通过科举考试来选拔，在世选制中，不同等级的官员要从不同等级的世家中来选用，所有的官职都要经过世选产生。
辽朝起初设科举的办法为“限制以三岁，有乡，府，省三试之设，程文分两科，日诗赋，日经义。”
辽圣宗统和六年(998)，在萧太后和丞相韩德让主持下“诏开贡举”，“止以词赋，法律取士，词赋为正科，法律为杂科。”
嘲这为汉族知识分子提供了良好的参政途径，从辽兴宗重熙元年(1032)以后，科举制形成定制。
起初辽朝科举制是专门为汉人开设的，不允许契丹以及北方其他部族人参与，但后来也允许渤海人应试。
以及包容差异的礼仪与服制制度，辽朝在礼仪与服制制度上，充分尊重了各民族的差异，保留了各民族的传统。
首先，在祭奠礼仪方面，辽朝保留了契丹族传统了“柴册礼”，专门适用于契丹族的祭奠仪式;此外还模仿汉人的礼仪在“五京“地区实行汉族的“大册礼。”
其次，在服饰方面，辽朝政府并没有在国内强行推行契丹的服饰和发饰，而是坚持了契丹和汉人的服饰和发饰并存，采用“北班国制，南班汉制，从其便焉，”的原则。
“皇帝与南班汉官用汉服，太后与北班契丹臣僚用国服。”
第三，在仪仗方面，辽朝也有国仗，汉仗和渤海仗之分。
国仗，“其制甚简，太宗伐唐，晋以前，所用皆是物也，”汉仗，“太宗兼制中国，秦皇汉武之仪文日至，后嗣因之，”渤海仗，“天显四年，太宗幸辽阳府，人皇王备乘羽卫以迎”。
也正是辽朝实施“因俗而治”的政策，促进了辽朝的经济社会发展。
一方面，“因俗而治“政策保留了契丹族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以此为基础吸取了汉族的农耕生产方式，有利于契丹的社会进步。
在汉族生产方式的影响下，辽朝在建国之初就懂得打造铁制农具进行农业生产，并且不断得在改进耕作技术，辽朝的农民发明了诸如筛选早熟耐寒抗旱作物品种的技术，修筑坡地梯田和水渠灌溉技术，牛耕细作技术等等。
因此辽朝的农作物种类繁多，生产率也大大提高，辽朝百姓的饮食，服饰更加多样，交通运输和住房水平也发展迅速。
另一方面，“因俗而治”礅使具有先进的封建生产方式的燕云地区在原有基础之上得以继续发展。
辽朝在取得了燕云十六州后，并没有强迫这里的汉族和渤海人采用契丹族的生产生活方式，而是因地制宜的尊重了该地区人民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这使得该地区在原有的基础之上有了更大了发展。
辽代燕云地区的考古时出土的农具显示，铁制农具有犁，耘锄，镰，手铲，铡刀等，门类十分齐全，这表明辽代燕云地区的农业生产力水平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公元1004年辽宋澶渊之盟后，契丹贵族对农业越来越重视，促使契丹社会经济亘逐渐向农业转移;同时辽朝也注重发展农业，手工业，冶矿业生产，使先进的生产技术进—步传人契丹及北方诸部族地区，促进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这还促进了民族团结与各民族文化的融合，辽朝实行“藩汉分治”的职官制度，包容差异的礼仪与服饰制度和藩汉并行的法律制度，有利于尊重各少数民族的生活习惯，促进各民唉的文化交流，使得各民族对于辽朝的认可程度加深，有效避免了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各种矛盾，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各民族文化的融合。
在“因俗而治”的实行下，汉族和契丹等少数民族的礼仪，服饰，习俗等都实现了相互交流。
随着汉族文化的发展和科举制度的推行，辽朝统治者对于汉族文化的认可度也越来越高，更加重视教育的发展，这使得契丹人整体的文化素质显着提高。
辽朝皇帝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辽太祖时期就诏见孔子庙，佛寺，道观，将儒学与宗教同等的尊崇与崇拜.。
兴宗，道宗也好儒术，能作诗文，辽道宗甚至“以白金数百两，绣两佛像，铭其背日:愿后世生中国。”
可见汉文化对辽朝统治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特别是澶渊之盟后，契丹文化与汉族文化交流更为频繁，契丹等少数民族和汉族相互吸收着各自的先进文化，各民族人民在道德观念，婚丧习俗，宗教信仰，服饰礼仪等方面日益趋同，各民族之间的认同感增强，融合加深，和谐的民放关系逐步形成，促进了民唉团结。
这还增强了辽朝统治阶级的统治，因为中国历代不论任何政权的统治者采用何种“因俗而治”的政策，都是为了加强统治阶级的统治，减少对于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阻力，维护社会的稳定，最大限度的发挥民族地区自身的优势来使得民族地区得以发展。
这些优势包括民族地区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人才资源和将各民族成员凝结在一起的民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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