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流后清政府下令废除“禁部中夷人不许读书”的旧规，提倡在各改流地区广设学校，凡有条件办学的地方，均设立学校和教职，还规定取士名额。
湖北鹤峰流官知州提出设立义馆，令民间子弟上学，7岁以上儿童必须上学，父母不得阻止。
为了扩大民间子女入学机会，在施南府设了府学。
各县大都设了县学、乡学，实行科举考试。
清政府为了笼络人心，还在一些州县专设苗童名额。
据不完全统计，雍正改流后建立的学校;在贵州有府州4个，在云南有府州6个县2个，在广西有府州5个县1个，在湖南有府州1个县4个，在四川有府州2个县1个。
学校的建立，使许多民族的子弟有机会上学，“文教事兴，人皆向学。
不独世家巨室，礼士宾贤，各有家塾，即寒素子弟，亦以诵读为重”。
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对改流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因此综合上述，可以对改土归流的影响作如下的评价:改流是土司统治地区各民族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一次大变革。
就经济变革来讲，改流以后，一些地区的封建地主经济取得了主导的地位，一些地区的封建地主经济则由此而发展起来。
再就政治改革而言，土司统治时期，各民族中还分别存在着封建领主、奴隶主的地方政权，中央王朝只能通过各民族中的领主、奴隶主实行间接的统治，改流后领主、奴隶主政权皆被废除，而代之以流官政权实行直接的统治，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使各民族地区的基层政权与内地汉族完全趋于一致，各民族地区与汉族地区政治上的统一向前发展了，巩固了中央王朝对各民族地区的统治，也使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其结果是促进了改流地区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这是改土归流的进步性，应该加以肯定。
但是改土归流又是建立在有利于大民族封建中央统治阶级对各民族人民进行剥削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中央王朝中统治阶级的剥削代替了各民族中土司的剥削，以流官代替土官的统治，各民族人民不可能摆脱阶级压迫和剥削，甚至造成有些地区土流双重压迫和剥削，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依然存在，使改土归流的进步性受到非常大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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