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因此，标志着土目权威所受到的挑战。
首先是土目身份的变更。
众所周知，“土目”是一个在文献中频频出现的词语，具有多种含义，有时甚至等同于土司。
据李世愉先生考证，史籍对土目的解释大致有三种，1、土人之头目;2、隶属于土司的佐治之官;3、土司职官体系中的一个等级，无职衔，无品级。
所以我们下文结合彝、汉文献与田野调查所得，对此问题作一稍微详细的探讨。
彝语中未见有“土目”一词。改流前，黔西北地区的政治权力往往与家族的权力交织在一起，君长通常会分封其亲属作为慕濯、奕续、峨等。
如前文所述，慕濯、奕续既是具体的官职，又泛称所有的受封者。
“峨”亦是如此，乌撒土目安光祖所译彝书称:
君长曰蔺，称为苴慕，犹可汗、标信之称。大部曰慕濯，次曰祃裔，次曰奕续，通称为峨。
苴慕立，分其诸弟为峨，授以土地，分以重器，而以黑、白夷各数族分之。
“峨”即，直译为“官家”。后来意译为“土目”，这显然是受了土司制度的影响。
如光绪《黔西州续志》称:“峨，译言贵胄，今为小土目。”黔西北的老人们告诉我，1949年前依然是土目与官家并用，根据辈份，对土目及其亲属的称呼有一定变化，如“官爷”、“官奶”、“官叔”、“官小姐”等。
土目的孩子尽管只有两三岁，也必须对他表示尊重，称其为“官少爷”。
像是有学者在乡村作调查时，常常听人谈起水西有四十八土目，此可与文献相印证。
《明史》称:“初，安氏世居水西，管苗民四十八族。”王阳明亦云:“安氏之职，四十八支，更迭而为。”
不过四十八是一个概数还是确数，大家可能有所疑问，就是水西真有四十八目吗，这点在万历年间贵州巡按杨鹤曾清查“四十八支头目管辖土地以及人民贡赋钱粮之入”，所以据此四十八应该是一个确数。
包括《广舆记》与《黔南识略》甚至详细列举出了四十八目的名称。
彝书似乎没有“四十八目”这样的提法，但《西南彝志》记载了水西土目分封的过程，从妥阿哲幼子阿哲琪任土目开始，到鲁铺布局君长封布局珐舍为土目止，刚好产生了四十八目。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每一代君长都会赐封土目。
乌撒分为四大部、二十四小部，共有土目三十二位。
以上讨论表明，土目(峨)系君长所封，获此身份相当不易。
改土归流后，君长不复存在，而清廷在制度上、法律上并没有承认黔西北的土目。
乾隆初年贵州布使陈惪荣称:伏查威宁系前明盐仓土府旧治，其土目乃土府之枝派，归化已久，并无印信号纸，只不过如民间之大户耳，但各有分管地方。
没有任何官方凭证，犹如民间之大户，可见在制度上并无土目之设。
《威宁县志》亦称“我邑向有土目数十家……均无所谓袭荫公文。”
土目显然并非朝廷或官府所封，他们的来源是对习惯的延续，系“自封”，乾隆前期的贵州巡抚爱必达对此有清楚的论述:
今之自谓土目者，皆安氏后裔也。……均系报亩入册，与齐民等，无所谓土司，亦无所谓土目也。
其支庶错居府属者，沿其夷俗，凡其祖报垦之田土，悉归长子承受，名曰“土目”;其或以私积别置田产者，亦概谓之土目。
土目多安姓，大约田多而佃户众者，即称土目，非官设也。
虽然官方不承认土目，但它作为一个曾经代表着权力与财富的名称，依然深入人心，有田土的权势者大都愿意自己戴上这一顶耀眼的光环。
从前严格的、规范化的土目产生程序已经荡然无存。
甚至许多并非土司后裔的权势者同样自称或被他人称作土目，爱必达的描述对此已有所暗示。
在田野调查中，赫章县雉街彝族、苗族自治乡发达村的陈朝龙、陈朝华先生说过，许多土目并非官府所封，而是自己“呼”的，他们家族中有一个哥子，家大财大，同村或其它村的人都说:“哎呀，你也象土目一样了。”结果人人喊他陈土目，他也就同土目差不多了。
两位老人讲的虽是民国三十年代的事情，但或许也能反映出清代的情况。
权势者对土目这一名称的追求以及获得这一称号的随意性，导致了土目数量的扩张。
据府志，府亲辖地、水城厅、平远州、黔西州的土目数分别为48、30、11、3，共计92家，而明代这些地区仅有42位土目。
威宁州(原乌撒地区)共计57位土目，远远超过了明代的32位。
到了1940年代后期，黔西县仅沙窝区便有土目8家，比道光时期全州的土目数还要多。
至于基层社会中的土目的话，因为清王朝虽然废除了土司制度，但却无法立刻改变黔西北地区“夷多汉少”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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