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在大体上解决了是否应该集权统一之后，如何发挥君主的作用，也就是以权势法术为中心内容的“君临之术”，便成为理论家的议论重点。
例如“权者，君之所独制也”。“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
这是从理论上申明，最高的统治权力必须由君主所独占和完全控制运用，但凡有一分可能，绝不容许被分割。
只有权柄在握，才能实现其统治，所以“善为国者，内固其威，外重其仅”。
“势者，王之神”。这里所说的势，是指决定君主能否充分支配权力的主客观条件。
权和势是不可分的，所以被视为相同于灵魂的“神”。
“权势者，人主所独守也”。因为“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不肖”。
可见，君主的地位必须与一定的权势相结合，才能名符其实地履行统治。
“法者，偏着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
这说明，法是公布于全国的普遍准则，它确定了人际社会关系，规范了人们的言论行为，同时也使统治者的意志神圣化和绝对化。
所以“道之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是阶级统治的基本内容。
“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
术与法的区别在于，术不是明文规定公布于众的，术是可因人因事因时而变的，是为解决某些具体矛盾而采用的策略手段。
当术与法和抵触时，君主们便往往舍法而用术，有时，术也可能与君主公开倡导的道德准则相抵触，这时君主们也往往摒法而用术。
因此之故，术往往被视为与一些诡狡手段有关，但作为许多君主擅长操纵的统治之术，又被视为是治国用人必不可少的法宝。
所谓“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这种隐秘幽深而又变化莫测的权木，在先秦诸子的着作中多有论述。
术与权、势、法相结合。
构成各种权术、势术、法术、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过程中都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它涉及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
“明王了所操者六:生之、杀之、富之、贫之、贵之、贱之，此六柄者主所操也。”
“主之所处者四:一曰文、二曰武、三曰威、四曰德，此四位者主所处也”。
除“六柄四位”以外，还有“主之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
而七术即:众端参观，必罚明威，信赏尽能，一听责下，疑诏诡使，挟知而问，倒言反事。
六微即:权借在下，利异外借，托于似类，利害有反，参疑内争，敌国废置。此外还有“兼人之术”、“进良之术”、“择将之术”、“天下之行术”等等，所有这些“术”，大都体现在“刑”和“法”两手的交替运用当中。
“杀戮谓之刑，庆赏谓之德”，君主“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
“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者，胜众之资也”。
“君临之术”的整体构思为以后高度君主集权奠定了思想基础。
2000多年来，高度中央集权的，以君主专制、人治为主轴的政治体制，大体上就是以上述六柄、四位、七术、两手等作为驾驭国家机器、驱役全国臣民的依据和手段的，只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有不同的侧重点和手法变换而已。
此外还有君主继承制度的发展。
需要说明，在西周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的王位继承制度，但在各诸侯国还不可能很快推广和划一。
春秋初期还存在着“大子死，有母弟则立之，无则立长，年钧择贤，义钧则卜，古之道也”的做法，嫡庶制度还不严格。
例如，在楚国，依然实行少子继承制;秦国、吴国还沿用着兄终弟及制。
到了春秋中期，嫡长继承制才被各国普遍接受。
各国虽然基本上采用了嫡长继承制，但初期还不是很巩固的。
当时，列国纷争激烈，国与国间存在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继承制度亦往往受到政治形势和国与国之间利害冲突的影响。
各国之间经常以婚姻的形式缔结盟好，因此，立某国嫁来的女子所生之子为太子，往往成为争取该国支持和援助的政治手段。
如齐桓公多子，“宋华生公子雍，桓公与管仲属孝公(公子雍)于宋襄公，以为太子”，这正是因为宋国在此时国势渐强，大有与齐国争霸的势头。
又如，楚平王废太子建，立秦女所生子珍为太子，也是因为秦国此时已经发展起来，大有进入中原争霸之势。
“太子无外援将不立”。有母家势力作为后盾，太子可以投奔母家所在之国以避国内争位之乱或敌国入侵之危;也可以借母家的势力争回继承地位，收复国土。
“国有外援不可赎也，王有嫡嗣不可乱也”，这已成为当时的一种观念。
围绕着君主继承权，当时各国的君主、太子、诸子、后妃、外戚、权臣、宦官等人物进行过各种谋议，权衡利害，策划过各种权术和阴谋，制造过各种形式的宫廷兵变和政变，篡位弑君，“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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