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正说明，继承问题的关系是何等重大，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占有何等重要的地位。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从长远来说，嫡长继承制作为一种比较固定的有一定继位条件和顺序的制度，对于稳定最高统治层的内部关系是有利的。
但是另一方面，这一套制度，又难以避免当时国与国间、国内各派政治力量和王室内部权力角逐的冲击。
由此注定了这一重要制度从建立到确立，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迭经反复的艰难过程。
还有就是后宫和宦官制度。
也正是由于长嫡长继承制的建立，促使后宫的嫡庶妃嫔制度也日趋严格。
像是春秋时期，列国国君虽不能如天子之制而设立后妃，但像齐襄公那样“唯女是崇，九妃六嫔，陈妾数百”的国君也比比皆是。
到了春秋后期，各国国君相继称王，均按王的规制设立后宫，后和妃嫔的差别明显起来，嫡庶关系完全确立。
后宫制度作为君主专制的附属制度，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有时竟造成祸患，形成政治动乱。
例如，在春秋初期，郑庄公的母亲武姜与小儿子叔段里应外合，想让叔段取庄公之位以代之，事情不果，叔段逃亡，武姜被囚;后庄公掘地见母，产生了有名的“黄泉见母”的典故。
自此以后，其他各国也或多或少地发生过与后宫有关的动乱，较着名的有齐桓公宠幸卫共姬引起的内乱，晋献公宠幸骊姬而引起的内乱，宋襄夫人易主引起的内乱，秦昭宣王后专政擅权引起的内乱。
这些后妃与外家诸侯、权臣、宦官相勾结，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势力。
这在当时引起了一些国君和大臣们的警觉。
例如，范睢曾以“闻秦之有太后、穰侯、泾阳、华阳，不闻其有王”的警语劝说秦王收回应有的权力。
宦官是设在宫苑之内的，为王、侯及后妃、夫人们生活服务的官员的总称，由阉割的男人、未成年的贵族子弟及家内奴隶充当，分别称为宫正、宫伯、内宰、阍人、寺人、内小臣、内竖、阉官等，这在西周时就已经形成一定的制度。
随着专制制度的不断完善，宦官作为君主的亲近之人，逐渐参与朝廷的政务，像是《诗-小雅-巷伯》就反映了西周末年宦官的一些情况。
的确，在春秋战国时期，宦官利用接近列国国君、诸卿、后妃、夫人的特殊身份，奔走趋使于诸侯王、重臣、后妃、夫人之间，或侍枕席，或阿媚取宠，或参与政事，假借君主的名义，外结权臣，内结后妃，弄权作恶，甚至废立君主，诛杀太子，屠戮大臣，在诸侯国中造成很大的祸害。
其中较为有名的事例如:齐桓公晚年，有个雍巫，又名易牙，善于烹调，得寺人貂引见给桓公做菜，易牙将自己的儿子烹煮给桓公吃，因此得宠，寺人貂即竖刁，以厚献和自宫得以接近桓公得宠。
这两个人在齐桓公六位妃嫔中，选定长卫姬，撺掇桓公立卫姬之子无诡(一为亏)为太子，桓公病，这二人和卫姬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断交通，假桓公旨意，发号施令，杀戮群臣，桓公饥渴而死，却无人理睬。
此后，桓公另外五个妃嫔之子，又“各树党争立”，齐国从此衰弱。
再如，晋献公时，骊姬乱政，“尽杀群公子”，宦官奉命率兵追杀重耳(即晋文公)，“重耳逾垣，宦者逐斩其衣祛”，更有甚者，秦庄襄王妃专擅后宫。
淫乱不止，与相国吕不韦通奸，吕不韦又以嫪毒“诈腐”，“拔其须眉为宦者，遂以侍太后”，后被封为长信侯，参与国事，使“事无小大皆决于毒”，后嫪毒“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官骑、戎翟君舍人”，密策政变，被秦王政发觉，发兵反击，双方大战于咸阳，才将此动乱平息。
这是先秦宦官势力发展的顶峰，说明宦官在当时已经成为依附于专制君主但又力图左右局势的特殊势力。
包括列国行政体制的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为适应对外战争和稳定国内局势的需要，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对本国现行的行政体制进行了调整和变革。
由于列国国情不同，调整和变革的深度、广度以及时间的早晚也不一样，但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都是向官僚行政体制发展。
像是以宗法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世卿制的逐步瓦解。
因为春秋时期，王室、诸侯、卿、大夫之间的激烈斗争，使君臣之间以宗法关系构成的约束关系发生动摇。
诸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君之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原也”等等新的君道和君臣关系的理论观点逐步出现，并受到重视。
这些观点认为，为君主的不但要凭血统，也应具有一定的治国用人才能;为辅佐大臣的世卿，也应受到德、功、能等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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