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新旧交替之时，公室、卿大夫、士相继主持政务，则充分说明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世卿制必然趋向瓦解。
西周的宗法制是以天子为天下大宗，所以称为“宗周”，王位由嫡长子世袭，王的众子则封为诸侯，为王国的小宗。
诸侯在其国为大宗，世子世袭，诸侯的众子则封为卿大夫，为侯国的小宗。
卿大夫在自己的封邑为大宗，嫡长子世袭，卿大夫的众子则被封为士，为卿大夫的小宗。
异姓诸侯也同样实行此制。与王侯同姓的为公族，异姓的为卿族;他们世代相传为大宗，又称为“世族”。
这些世族凭借其优越的地位，在王侯国内世代为官，即所谓的“世卿”制度。
王室衰微，诸侯兴起，与此同时，诸侯国的卿大夫势力也相对膨胀，他们在列国君主身边赞襄政务，在战争中借功邀赏，土地和实力不断扩大，往往取得决策者的地位，置君主于不顾，甚至驱君、杀君，废立君主。
据《左传》载，成公十八年，晋国栾书、中行偃弑晋厉公;襄公二十五年，卫国孙林父、宁殖逐卫献公;襄公二十五年，齐国崔杼弑齐庄公;昭公二十五年，鲁国季孙如意逐鲁昭公;哀公十四年，陈国桓弑陈简公，出现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局面。
以后的三家分晋，田氏代齐，都是卿大夫专权而造成的。
同时，诸侯也不愿重蹈王室衰微的覆辙，更不愿受制于卿大夫，于是也想尽办法加强对他们的控制。
这些办法包括:诸侯根据卿大夫的官位给以封邑，如果免去官位，同时要收回部分或全部封邑。
卿大夫致仕或因病必须离去官职，并且将邑归还于公。
卿大夫的私属和甲兵要归国君指挥。
在兼并卿大夫封邑的同时，各国先后建立郡县制，出现了“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士田十万，庶人工商遂，人臣隶圉免”的以军功而不完全按血缘授官的规定。
因此，各国相继出现了没有世袭的、带有雇佣关系和臣仆性质的官僚制度。
这些官僚主要来自“士”的阶层。
“士”的构成非常复杂，他们低于大夫，而高于庶人，属于低级没落的贵族。
按制度他们享有受教育的权力，学习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凭着学习到的技能，服务于君主和卿大夫身边，充当低级官吏，或以武艺韬略在军队中充当骨干。
或行侠远游，求人赏识，以至为知已者死;或以文才谈辩论理，教授生徒，着书立说;或以技艺从事工商方术之事。
因此，士是分布广泛而富有能量的一个阶层。
在宗法血缘关系普遍遭到破坏，各国君王、列卿又急需有才能的人来为自己服务的时候，这些“士”便成为被争取的对象。
君主以官、爵、禄招徕士人，卿大夫以养士来扩大势力和提高声誉，多者有食客3000人。
这其中自然不乏鸡鸣狗盗之徒，但在激烈的竞争中，也确有一些有才能的士脱颖而出。
在战国时期，为各国将相，政绩卓着而又立功名于当世的，诸如吴起、乐羊、商鞅、庞涓、孙膑、苏秦、张仪、乐毅、白起、范睢、蔡泽、廉颇、蔺相如、李牧、王翦、李斯等人，均先后成为君主的重要辅臣，或为名臣，或为名将，或为名震一时的策士，成为当时军事政治舞台的重要角色。
与此相适应，士的地位当然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当时普遍流行的“士大夫”、“国士”等称呼，反映出士已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包括以文武分职为标志的官僚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在春秋前期，列国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官名，如鲁、郑、宋、晋等国有司徒、司马、司空，有的还设有太师、右师、左师、太傅、司寇等;楚国有令尹、司马、莫敖、司徒、司败等。
主要的执政和政务官，统称为卿，并有正卿、上卿、介(亚)卿的区别。
他们平时为国家的政务官，战时为军队的高级长官。
在当时，这些官仍由世袭的卿大夫充当，还是世卿制。
春秋后期，列国相继出现文武分职，在公元前547年，齐景公即位之初，崔杼策立有功为相，庆封为左相，这是最早的以“相”名官，虽然这时的相还是世袭卿大夫之职，还不能由国君自由任免，但文武分职已经开始发展起来。
回溯公元前633年，晋文公“作三军，谋元帅”，以郤縠将中军，狐偃将上军，栾枝将下军，出现将军之名，这些将军同时又是列卿，文武尚未分途;但到公元前403年。
三家分晋以后，在设将军的同时，开始出现了“相”，说明文武职已经分离，“故贵为列侯者，不令在相位;自将军以上，不为近大夫”。
如此重要的职务而不让卿大夫担任，说明当时正在向官僚制度过渡。
战国时期，各国国君为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逐步削弱世卿的势力，大都采用见功与赏、因能授官的办法委任职官，添设爵位，招徕四方贤能，逐渐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官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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