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而喻，这种畅销海外的中国棉布，主要来自江南市镇。
因此严中平指出，大量江南棉布进入海外远程贸易，甚至18至19世纪间远销英国等海外市场。
而全汉升则说得更加明确:“早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英国东印度公司已经开始购运‘南京棉布’(Nankeen)。
南京为清代江苏省治，两江总督驻在那里，可以说是江苏的代表，故外人称江苏出产的棉布为南京棉布。
可在鸦片战争后不久，一个在上海附近考察的英国植物学者说:‘在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名曰南京棉花，用它纺织成的棉布，叫做南京棉布’”。
全氏征引H(B(Moe和R(Fortune的论着，揭示了西方人心目中十分流行的概念:“南京棉布”(Nankeen)，实际上就是南京这个地名的英译。
它充分表明，远销海外的中国棉布主要是江苏生产的。
当然，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既然“南京棉布”的定义是“上海附近种植的棉花”纺织成的棉布，那么与其叫做南京棉布，不如叫做上海棉布，或松江棉布，更为确切。事实上明清两代松江棉布无论在数量与质量上都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并且畅销于海内外，号称“衣被天下”是名副其实的。
到了1786—1833年的48年中，英国、法国、荷兰、瑞典、丹麦、西班牙、意大利等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共计4400余万匹。
各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最多的一年是1819年，共达330万匹，价值170余万银圆。
1817，1833年的17年中，各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共计1900余万匹，平均每年110余万匹，价值达78万银圆左右。
而1804，1829年的25年中，美国商船从广州购买“南京棉布”330余万匹，平均每年120余万匹。
美国商船从广州购买的“南京棉布”，大部分运回本国，小部分运往欧洲、西印度群岛、南美洲、马尼拉及夏威夷等地。
在美国机械化棉纺织业大规模发展之前，那里的消费者也是“南京棉布”的好主顾。
中国的这种全球化贸易，使大量生丝、丝绸、棉布流向各国，由于海外各国始终处在结构性贸易逆差之中，导致白银货币源源不断流入中国。
据弗兰克研究，美洲在17世纪和18世纪分别生产了吨和吨白银，各有吨和吨运到欧洲，两个世纪合计吨。
在欧洲获得的白银中，大约一半(吨)又转手到亚洲，其中17世纪为吨，18世纪为吨。
这些白银最终主要流入中国。
另外，有3000吨到吨，甚至高达吨白银是从美洲直接通过太平洋运到亚洲，而这些白银的大多数也最终流入中国。
此外，日本至少生产了9000吨白银，也被中国吸收。
因此，在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中国从欧洲和日本获得了将近吨白银，通过马尼拉获得吨甚至更多的白银。
这些加起来，中国获得了大约吨白银，大概占世界有记录的白银产量的一半。
也许人们对这些数据有所怀疑，但是要说明的是，在没有新的数据出来取代它以前，我们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这无论如何是中国早期工业化和全球化贸易所创造的一个奇迹。
除了这些以外，就是江南市镇的内部变革了，像是雇佣工人群体、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工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大。
所以从上述中，我们已经可以察觉到，早期化给江南市镇带来了有别于传统的变革。
这种变革从内部来看，主要表现在雇佣工人群体、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工商业人口比重的增大。
江南市镇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工商业中心，随着早期工业化的，市镇上各种作坊林立，机坊、炼坊、染坊、踹坊都需要大量有一技之长的雇佣工人，于是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
乾隆《吴江县志》卷下风俗，谈及绫绸业的发展时，回顾道:明代成化、弘治(1465，1505年)以后，“土人(引者按:指吴江本地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
于是，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
盛泽镇上机坊老板雇佣的“佣织”，有机工(操作织机的工人)、曳花(在提花织机的高架上“提花”的工人)等，人数多达几千人。
乾隆《盛湖志》卷下风俗称:“中元夜，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曳花者约数千人，汇集东庙升明桥，赌唱山歌，编成新调，喧阗达旦”。
除了受雇于机坊的机工、曳花数千人，还有加工丝绸的炼坊、染坊、踹坊的工人，人数有多少呢?
据沈云《盛湖杂录》说，清末时“凡炼绸之坊十余，染坊三十余，踹轴等坊亦如之，业此者近千人”。
盛泽镇(包括四乡)鼎盛时期拥有人家万户，其中机工、曳花有数千人，炼坊、染坊、踹坊等的雇佣工人又有近千人，几乎可以说至少有一半人家以此为生，盛泽镇有一个庞大的雇佣工人群体，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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