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要知道经历了自宋朝以来的长期发展，从明代中后期起，江南市镇开始走向全面兴盛，不仅数量大幅增加，个体空间规模不断扩大，更值得关注的是工商业的空前发达，商品经济跃上了一个新的水平。
如果有一份当时的清明上河图的话，大家便可以看到，哪里各市镇手工作坊和商业店铺林立，四方商贾负资云集，商品生产和流通活跃。
而且苏州府盛泽镇、嘉兴府濮院镇和王江泾镇都是典型的丝织业专业市镇。
盛泽镇在明嘉靖年间“居民百家，以绸绫为市”，进入清代以后，发展为“日出万绸，衣被天下”，交易额“日逾万金”的巨镇。
而濮院镇除明清之际因战乱人口一度减少外，其居民一直在万户以上，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四方商贾负资云集”。
包括王江泾亦是“烟户万家”的巨镇，其居民“多织缯为业，日出千匹，衣被数州郡”。
松江府枫泾镇、朱泾镇则是着名的棉业市镇，镇上棉业经营商家繁多。
“前明数百家布号，皆在松江枫泾、朱泾乐业，而染坊、踹坊，商贾悉从之。”
自然，发达的工商业，显而易见的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员参与其中，雇佣群体的规模也不断发展壮大。
在许多市镇，雇佣人员逐渐形成了颇为庞大的社会群体。
像是在明朝后期，石门镇油坊雇佣的工匠就有800多人。
到了清康熙初年，朱泾镇上布局所雇的染匠、砑匠数量很多，仅当时发生的踹匠与镇民冲突事件中，死去的踹匠就有数百人之多。
此后清代中叶，濮院镇的丝业练染作坊，“每坊佣者数十人”。
而盛泽镇仅从事丝织业的雇佣人员就有数千人。
史载：“中元夜，四乡佣织多人及俗称曳花者约数千计，汇聚东庙并升明桥，赌唱山歌，编成新调，喧阗达旦。”
黄溪市丝织业发达，入清后，“机户益多”，“雇人织挽”之风颇盛。
双林镇上有皂坊、黑坊、胶坊多家，仅皂坊雇工就多达数百人。
不断增大的市镇雇佣群体，就其地缘结构而言，可以分为本地人员和外来人员两部分。
本地人员主要是指来自周边乡村地区的雇佣劳动者。
随着江南众多丝织业和棉织业市镇的兴起和兴盛，使得原本作为家庭副业的丝织业和棉织业越来越多地转变为农民的主业。
农民除了自己纺织外，还受雇于市镇的机户进行丝绸和棉布的生产、加工。
濮院镇，“机户自镇及乡，北至斗门，东至泰石桥，南至清泰桥，西至于永新港，皆务于织”，四乡皆以丝织为业，“间有业田者，田事皆雇西头（石门、桐乡县界）人为之”。
机杼成为了濮院镇周边乡村居民的生活所寄。
他们“生平足不出里巷，目不见外事。衣于是，食于是，尽其力而终身焉，非止”。
唯亭镇蔡顾巷，“比户习织，工匠各有专头，计日受值。匠或无主，黎明林立，以候相呼，名曰换找”。
因此康熙年间，常熟县城乡铺户染手虽不抵苏松一大店，但“开张染铺，雇倩一二染手，必系土着始留”。
双林镇染包头绢的黑坊和染五色裱绫的胶坊，其雇工均为本镇人。
这些有着专业技艺的本地纺织工匠，在市镇丝绸、棉布的生产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此外，市镇商品流通的活跃，需要大量从事搬运工作的脚夫，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本地人。
部分市镇还出现了由本地脚夫组成的帮会组织，并禁止外来人员入帮，“惟外来流民，不得伙入扛帮”，目的在于保护工作岗位。
本地雇佣群体的发展壮大，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以市镇为核心的农村商品经济的兴盛和雇佣关系的常态化。
市镇工商业的发展使得本地劳动力短缺，需要吸收外来的劳动力。
与之相联系，从明代中后期开始，江南人口流动进入一个发展的高峰期。
在此基础上，市镇外来雇佣人员逐渐增多，其地域来源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来自本地邻近府县。
明后期嘉兴府崇德县石门镇榨油业发达，因本地劳动力不足，镇上的油坊常常“募旁邑民为佣”，所雇佣的工匠总数经常有800多人。
湖州府归安县双林镇油坊的雇工，有相当部分来自同府的长兴县，“籍则长兴及江宁为多”。
前文提及的盛泽、濮院之类的丝织业市镇，其专业生产和经营活动中雇佣邻近府县工匠和相关人员的现象更为常见；二是来自江南其他地区的府县。
明嘉靖年间，沈济从湖州府迁居嘉兴府桐乡县炉头镇，创设沈亦昌冶坊，所雇“冶工均无锡人”。
到了清代中期，双林镇各皂坊的雇佣人员有数百人，绝大多数是安徽泾县人；其油坊的雇佣人员部分来自同府长兴县，部分属于江宁籍；至于酒坊，则大多雇佣绍兴技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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