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府濮院镇，“典当司柜多徽州人，成衣、木局多宁波人，镊工半句容人，染坊、银匠多绍兴人，漆工多江西人”。
康熙初年，松江府枫泾镇有很多布局，“局中所雇的染匠、砑匠，皆江宁人”。
苏州府盛泽镇的练坊、染坊、踹坊，从明末清初绍兴籍人的陆续迁入起，“数百年来，皆为绍兴人专利之业”。
外来雇佣人员的不断增加，既反映出江南市镇经济的发展活力，也折射出市镇社会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不过，在工种的选择上，外来雇佣人员大多处于劣势。
前文提到部分市镇的染匠、踹匠、油坊工匠之类多为外地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由于这些工作比较苦累，本地居民不愿应雇，只能招募外来人员。
至于江南市镇雇佣群体的职业结构的话。
前文好像已经简单的提到过了，工商业的专业化是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
“士农之外，惟工自食其力，古称三百六十行，又称一百二十行。”
与此相联系，市镇雇佣群体在职业结构上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从职业性质的角度讲，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雇佣群体可分为体力类、技艺类和管理类三部分。
体力类雇佣人员主要以体力谋食，从事丝、棉业中的练、染、踹，榨油业中的杵油，以及货物搬运等之类的工作。练坊“皆男子事”，
练手负责煮、沤、曝、炙等工序，杵油工“须壮有力者”，砑匠“非精壮而强有力者不能”，脚夫“资其力，肩挑背负”。
枟木棉谱枠详细记载了踹匠的工作情形：“有踹布坊，下置磨光石版为承，取无色布，卷木轴上，上压大石，如凹字形者，重可千斤，一人足踏其两端，往来施转运之，则布质紧薄而有光。”
从这段材料我们可以看到，踹布时脚踏的是重千斤的凹字形大石头，且要左右运转，力大者方能转动。
体力类雇佣人员除了有强壮的身体条件，还表现出一些共同的社会特点：一是出身大多十分贫困，几乎都属于穷民阶层；二是恃勇好斗。
康熙年间，苏州府的踹匠“皆系膂力凶悍之人”常常聚众肆横。
枫泾镇的染匠、砑匠往来成群，扰害闾里的事情经常发生。
石门镇的油坊工人“恃勇好斗，擎拳攘臂，良民畏之”。
三是人员混杂，游手生事之徒、地棍流氓、逃犯都有。
技艺类雇佣人员以专业技能谋生，主要从事具有一定技术要求的工作。
江南市镇的丝业和棉业尤为发达，形成了高度专业化的产业分工体系。
就丝业生产和经营活动而言，其络丝、纺织、牵经、刷边、运经、扎扣、接头等工序，都需要雇佣有专门技能的工匠；绸行收购产品时，则雇佣专业人员辨别绸质的好坏，判定价格的高低，时人称之为“看庄”。
棉业也是如此，“漂布、染布、看布、行布各有其人”，其中布行负责看布的被称为“贾师”。
在其他行业，同样有不少技艺类雇佣人员。
如苏州府平望镇米加工业十分活跃，镇上的砻坊、碓坊普遍采用杵臼治米的方法，其器具有大小之分，在杵臼过程中，要求所操作人员具有熟练的技巧，彼此配合一致且用力均匀，否则会损坏米粒，影响质量。
“大者五六人执之，其力齐米不损；小者一人执之，力不均则米损。”
松江府朱家角镇汇聚了不少从事金属制品的银匠、铜匠、铁匠、锡匠，皆为“攻金之工”。
与其他类型的雇佣人员相比，技艺类雇佣人员具有专业分工精细、职业传承稳定的特点。
管理类雇佣人员分布于市镇的各色作坊、商号、牙行、店铺，主要从事不同行业的经营活动。
如市镇典当铺的“管栈之人”负责日常典当业务的管理，踹坊的包头负责工匠工作的分派、监督和工资发放，商号的管事负责交易的运作。
钱肇然枟续外冈志枠记载，徽州王某在嘉定县谋职，被该镇外冈镇永昌典铺聘为总管。
叶承庆枟乡志类稿枠记载，清代嘉兴府王江泾镇人叶明楠，“经理青浦朱家角，南浔刘氏之源康、同和两典”。
王某和叶明楠，皆属典型的管理类雇佣人员。
从行业分布的角度讲，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雇佣群体涉及的行业领域十分广泛，其中在丝、棉生产和加工业、榨油业、酿酒业、典当业、酒馆茶楼业等行业分布较为集中。
进一步讲，他们更多地是被与这些行业相关的各类牙行、作坊、店铺以及商号所雇佣，为其工作，获取报酬。
分布于江南各市镇的牙行、作坊、店铺和商号，不仅类型广，而且数量多。
仅苏州府盛泽镇，根据冯梦龙枟醒世恒言枠中对该镇嘉靖年间牙行数量的描述，其“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仅到此上市”。
同府的娄塘镇，据康熙二十四年（1685）的统计，仅布铺牙行就有125家；同里镇的米行，“官牙七十二家，商贾云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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