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在熙宁年间重用王安石变法，这一次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从事改制。
元丰二年三月，徐州知州苏轼调任湖州，四月在湖州作《湖州谢上表》上书宋神宗。
这其实只不过乃是例行公事的上书奏折，略叙为臣过去无政绩可言，再叙皇恩浩荡，但他在后又夹上两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苏轼以自己同“新进”相对，说自己不“生事”，就是暗示“新进”人物“生事”。
六月，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恰巧王安石变法期间，保守派和变法派斗争激烈，两派领袖曾有斗法，司马光给王安石的长信中有“生事”二字。而“新进”则又隐喻苏轼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其《上神宗皇帝》书里曾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后来正是曾拥护过王安石的“巧进之士”吕惠卿把王安石出卖了，使其被罢相。
苏轼因为反对新法，并在自己的诗文中表露了对新政的不满，且他又欧阳修门人也是文坛的领袖。
值此之际，任由苏轼的诗词在社会上传播对新政的推行很不利，于是御史台就出谋划策应运而生有此一计。
适逢苏轼《湖州谢上表》里的那几句话有拂上意。事情又千般巧了万般遇，当时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收集材料的机会。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经过四月潜心钻研，找了几首苏轼的诗，就上奏弹劾说：“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盖陛下发钱以本业贫民，则曰‘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陛下明法以课试郡吏，则曰‘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陛下兴水利，则曰‘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陛下谨盐禁，则曰‘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随后又有李宜之、李定等一众政敌尽皆不约而同杀到一起，于是大家一起上书陈词历数苏轼的罪行，声称必须因其无礼于朝廷更是有拂皇上，甚而至于有人强烈要求对苏轼进行斩首。
李定更是举了四项理由说：“苏轼初无学术，滥得时名，偶中异科，遂叨儒馆。”接着说苏轼急于获得高位，在心中不满之下，乃讥讪权要。再次，皇帝对他宽容已久，冀其改过自新，但是苏轼拒不从命。最后，虽然苏轼所写诗之荒谬浅薄，但对全国影响甚大，“臣叨预执法，职在纠察，罪有不容，岂敢苟止？伏望陛下断自天衷，特行典宪，非特沮乖慝之气，抑亦奋忠良之心，好恶既明，风俗自革。”要求对苏轼处以极刑，以儆效尤。
又有苏轼好友听到这个消息，赶紧送信苏辙，才派人去了湖州告苏轼，朝廷派出的钦差皇甫遵也同时出发，但苏辙的人先到，苏轼知道消息，立即请假，由通判祖无颇权摄州事。
“轼始就逮赴狱，有一子稍长，徒步相随。其余守舍，皆妇女幼稚。至宿，御史符下，就家取文书。州郡望风，遣吏发卒，围船搜取，老幼几怖死。既去，妇女恚骂日：‘是好着书，书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烧之。比事定，重复寻理，十亡其七八矣。”
苏轼知悉后，恐逃不过劫，马上就找了家人，更是和王闰之交代了一些后事，苏家人当时处于非常惊恐的状态中——“老幼几怖死”，情急之下将招致灾祸的诗书“悉取烧之”。
元丰二年七月二十八，皇甫遵到湖州之时，太守官衙的人慌做一团，不知会有什么事发生。苏轼不敢出来，与通判商量，通判说:“事已至此，无可奈何，需出见之。”苏轼方才出之。祖无颇连忙提示:“衣服，衣服。”苏轼说:“既有罪，不可穿朝服。”祖无颇提醒道:“未知罪名，仍当以朝服相见，否则更是给人以罪名”。于是苏轼又复才穿上官衣官靴，面见钦差皇甫遵。
此时，太守官衙上空突然一团无形气流出现，我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余某人就恰巧看到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一见下面处于浪峰之巅的苏轼，我就好是一阵郁闷，怎么又是劳苦命，一来就是忒伤神！
但见苏轼出得门来说话：“苏轼自来疏于口舌笔墨，着恼朝廷甚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敢辞，乞归与家人诀别。”
“苏公，不至于此！”皇甫遵淡然地安慰着苏轼。然后命士兵打开公文一看，是份普通公文，不过是说苏轼以诗文讪谤朝廷，传唤进京而已。要苏轼立即启程。
一听此事，大家自是明了个中事由，想来也是这个知州太守冲撞了皇上，于是乎太守官衙的那些人尽皆吓得手足无措，尽皆避之如瘟神，无不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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