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就是事有大小经权，不能搞一刀切，比如中书的部门职能需要制衡监督，但是到了基层还这么搞，除了降低效率提高行政成本以外，一点好处都没有。
另外就是手续流程，比如五十万贯的河工经费，重大杀人案件，造反谋逆的罪行，与一两贯的差旅费报销，偷鸡摸狗的社会治安事件，其手续流程当然是不一样的，这就还需要具体职务具体分析。
不能小瞧这一点，历史上元丰改制的巨大失败，就是小事流转审批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造成政务停滞，最终名存实亡，到徽宗朝又基本换汤不换药的改了回去。
制度问题梳理清晰之后，还有人员问题。
人员问题主要有两个，一是人员的退出机制，一是吏员和底层公务员薪酬机制。
历史上官员一旦退出政府，收入就彻底没有了，宋代做了一些改革，但是成效不明显，对于退休的大臣，多加以宫观之职，作为养老之用，导致冗官更盛。
公务员没有了职业保障，就不能指望他有职业素养。如今财政好转，每年南海收入多了数千万贯，纳入国家赋税收入的，也有千万贯之多，加上京师冗军问题的解决，又节省出数百万贯，这部分财政盈余每年高达两千万贯，已经可以使用其中的一部分，来着手解决公务员的养老以及吏员的收入发放问题。
就跟做生意一个道理，要得回报，首先就得先有付出。
官吏的养老金，得在官吏退休之后开始发放，如果官吏因贪腐，犯罪等原因被提前剔除出了官僚体系，那他一文钱都得不到。
同样的，中下层小吏的薪水提升，也要克扣一部分下来，视一年绩效在年终发放。
这样就能保证他们能够积极做事，还能让一大部分出身寒微的人，有兴趣投身到基层政府的运转当中来，而地方官员，将不再是只有当地豪强可以依靠。
这会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有了这个，封建社会才有可能实现政权下乡，被乡老，族长，豪绅们一直以来把持的社会基层政权，会被这项制度撕开一条缝，而普通民众，也能得到更大的喘息机会。
这部分人的薪水捏在政府的手里，知县知州的手里，这样即便是流官，哪怕新到一地，也将天然获得与乡老豪绅们对抗的力量，站在政府一边的力量。
所以苏油规划里的元丰改制，已经不再仅仅是停留在表面，而是深入到官制底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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