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进入1620年的七月，大明全国各地都明显的热了起来。然而，大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山东等处督理营田提督军务王在晋，这会儿在济南的巡抚衙门里，却一点都感受不到外界已经超过30°的炎热。相反，这会儿他只觉如坠冰窟，全身都在不住的发抖。
这一位也算是小有名气：历史本位面上，1622年，他出任辽东经略。那时候，水利专家袁应泰刚刚把经过熊廷弼辛苦整顿，好不容易从萨尔浒大败中恢复元气的辽东精锐再一次全部败光。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失败畏战的情绪再一次笼罩在整个辽东大地。于是他去了辽东后，干脆的提出：辽东各地全部不要了，我们就防守山海关。当然哪，山海关一道关卡还是不保险，万一被突破了京师就危险了。所以，我们再在山海关外八里的地方修筑一个城堡，形成双保险。然后，就这样吧！
这个方案直接被孙承宗给否了。虽说后世也有人认为，如果当初执行王在晋的策略，后金政权没地方劫掠，自己都要在小冰河时期的辽东大地上饿死。而明朝也不用负担辽东镇每年数百万甚至上千万两的军费，说不得其灭亡的时间还会晚一些......但，这终究是无法证明了。
总之，这位的眼光和本事还是有一些的。惟其如此，此人最近在山东巡抚的任上，才感到越来越惶恐和不安。
4月下旬开始，六大报就开始连篇累牍的报导因为朝廷北征蒙古，被解救回来的大量汉民回归安置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原大同知府刘竟章最惨。他对北归汉民的安置各种推诿，逼得朱由?以亲王之尊一乡一里的去做事。这个事情被六大报传出来后，刘竟章的名声顿时臭了大街——他迅速的收到了成吨弹章，然后自行请辞。
然而，自行请辞了也没完：这位大员回家途中，都被各地百姓谩骂，有些驿站的驿卒听多了报纸或者传言，感同身受之心爆棚，居然公开的拒绝接待这位‘狼心狗肺’之徒。更有甚者，便是回到家乡，乡里百姓也是个个露出一张鄙夷脸！
如此种种，导致刘家家族内也有了不同声音：我们要不要把这家伙给开除出宗谱？
这些消息，有的是六大报连续报道。有的，是王在晋自己的消息渠道：刘竟章和他都是河南老乡嘛。
但是，知道得越多，以王在晋为代表的诸多官员才越觉得害怕：大明道德治国早就中了邪，一个官员要是在道德上破了产，那真的比死了还难受。而现在皇室又彻底掌控了舆论。所以，只要皇室对某个官员不满意，完全可以让其身败名裂、生不如死、遗臭万年......
总之，因为朱由?闹了这么一出。现在随着曹文诏等大将的飞速北进，送回来的回归汉民虽然越来越多，但是九边各军镇、地方官府安置这些汉民的速度却越来越快，近乎看不到一例推诿的。这种高效率，对于宦海沉浮数十年的王在晋来说，简直就是破天荒。
随着对朱由?的称赞，对刘竟章的批判同时而来的，还有权利义务对等的大讨论。皇室受万民供养，理应保护万民——好吧，这个概念引申下来，做官员的应该如何，还用说吗？
王在晋惊恐的看到，这燕京日报的某一期读者来信中，居然有人提出了“公仆”二字！
这，这简直就是混账至极嘛！老爷我寒窗苦读十多年，入仕后在宦海里打滚，又要躲开同僚的明枪暗箭，又要伺候好上官，还要安抚好治下的愚民们让他们不要闹事。老爷我容易么？怎么就跟“仆人”扯上关系了呢？
虽说提出“公仆”概念的这篇文章，很快就淹没在无数对其进行批驳的大量文章中。但是王在晋知道，权利义务对等这个概念提出后，这官儿，真的没有以前好当了。
当然，这只是一个概念的提出。据悉，六大报现在总的发行量也不过七八十万份，就算每份报纸通过酒楼、家人啥的影响更多人。整个六大报的受众也不会超过一千万。所以，真正的让权利义务对等这个概念成为大明上下全都认同的理念，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至少，王老爷还可以比较安稳的当个十来年的官，不用困扰于刁民们觉醒后，官儿不好当。
但是，让王老爷心惊肉跳的是，从这一年的五月起，燕京日报为首，其他五大报迅速跟进。又开始发布新的文物发现。
银雀山又因为大雨导致古墓里冲出来了东西。里面出土的文物，在整个大明的士大夫阶层掀起了惊天骇浪。
别的不说，光是《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出世这一点，就震掉了一堆人的下巴：在历史本位面上，银雀山汉墓于1964年被发现，而在此之前，史学界连历史上是否有‘孙膑’这个人都没有定论。
如此考古成果，出现在大明，大明的士大夫阶层是如何的惊诧，完全可以想象。
除了这两部兵书，还有《六韬》、《尉缭子》、《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相狗经》、《曹氏阴阳》等先秦古籍。更有《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这样的中国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这些东西先后被整理出来，并且其部分内容在六大报上刊载上。整个大明的读书人阶层就不必说了，便是那些不识字的贩夫走卒，也在道听途说中，或多或少的接受了一些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东西，并开始了或深或浅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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