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大军从青山口进入大明之后，连续攻破多座县城，掳得百姓数万人，劫掠粮食牲口不计其数。
此时多尔衮的大军在京城东郊一带劫掠，多尔衮坐在中军大营内，外面不时有满载而归的清军。
“切记，深入大明腹地，唯独不能同流贼接触！”多尔衮脑中回想起临行之前皇太极交代过他们的话。想起这句话，多尔衮佩服皇太极，就是要大清和流贼轮番给大明放血，这样大明这个庞然大物才会轰然倒下！这次清军入寇，选择的时机非常好，流贼头目高迎祥被杀，张献忠、罗汝才都投降了，只剩下李自成和马守应还在坚持，若是孙传庭再围剿下去，李自成和马守应必然被灭。
大明清理了内乱，就没有后顾之忧，能回过头来权力对付大清了，甚至那些招安的和俘虏的流贼也就能摇身一变，变成明军，投入到对付大清的战场上！
所以皇太极必须救流贼，决不能让大明把流贼给剿灭了。
紫禁城内，崇祯皇帝正召见杨嗣昌。
崇祯皇帝把杨嗣昌砍成是自己的股肽之臣，深具谋国之能，当年他接见杨嗣昌后，一番问答下，出“恨用卿晚”的感慨，当时就任命杨嗣昌为宣大总督，主掌宣大抗虏兼剿灭流贼之事。
杨嗣昌也没让崇祯皇帝失望，首先把被崇祯皇帝丢在塞外不管的李国栋给重用起来，取得了联蒙抗金的胜利，破坏了后金吞并蒙古的战略计划。但是在关键时刻，杨嗣昌的父亲杨鹤去世，不久继母丁氏也跟着去世，杨嗣昌被迫回家守孝。可是不久之后，流贼闯入凤阳，烧毁了凤阳皇陵，兵部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崇祯皇帝决定重新启用杨嗣昌，下旨夺情，把杨嗣昌召来京城，启用为兵部尚书。
对于崇祯皇帝的宠信，杨嗣昌感恩戴德，尽心尽力，在剿灭流贼的战争中确实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为了剿灭农民军，杨嗣昌提出了四正六隅十面之网的战略计划，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将流动作战的农民军堵截并包围，然后加以消灭，这个计划取得一定成功。若不是此次在明军剿灭农民军的关键时刻清军入寇，李自成、马守应可能就被剿灭了，已经投降的张献忠、罗汝才等人也没有机会复起，只要李自成和马守应被灭了，张献忠和罗汝才就只能听从朝廷安排，被调去对付清军。
之所以张献忠降而复叛，第一是西北大旱，朝廷没有银子，第二是有李自成和马守应的活动。如果没有这些外因，张献忠和罗汝才也就是失去了降而复叛的条件。
而且张献忠其实也提出过，愿意为朝廷抵达建奴，只是崇祯没有银子，根本就谈不拢。其实李自成也曾提出过，愿意接受朝廷招抚，去对付建奴，但崇祯拉不下面子。
其实在某些方面，弱宋做得反而比大明好，至少在财政方面，宋朝就比大明强得多。每次宋朝有贼寇造反，遇上剿灭不了的，基本上都能用银子来摆平。而大明却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围剿农民军之事颇见成效，崇祯帝对杨因昌更是器重，所提议案，无不许可。今年六月，杨闷昌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于机务，仍掌兵部事，成为明末权倾一时的宰相式人物。他的武陵老家，己称他为“杨阁老”、“杨相”等，可见杨嗣昌的权雄势大。
今年年初，土默特蒙古归降了清国，皇太极又率军亲征喀尔喀蒙古，迫使喀尔喀蒙古投降，额哲带着察哈尔人西逃去了突厥人的地盘，塞北之地已经完全落入清国手里。
面对越来越恶劣的局面，原本是主张联蒙抗金的杨嗣昌，提出了干脆同建奴议和，反对开战。他认为，明军就那么些人，无法同时应对建奴和流贼，若是能先同建奴议和，方可全力以赴剿贼。若是流贼不灭，大明腹背受敌，形势危急。
杨嗣昌告诉崇祯皇帝说：“攘外必先安内，自古未有内乱不止而能对外取胜者。”
他认为清兵虽然几次入寇，但心腹大患还是那些流贼。剿灭流贼之后，无后顾之忧，国家就可以整军备武，还能利用俘虏的流贼和招安的流贼将领投入辽东，讨伐清兵，以雪多年之耻，永绝边患。倘若流贼不灭，这一切都是空谈。
可是朝中群臣都反对同建奴和谈，皇太极以为大明耍了他，于是在得到农民军陷入低谷的消息，便发兵入寇大明，迫使大明调遣剿贼的精锐回京勤王，这就救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农民军。
“杨爱卿，建奴已经进入东郊，依你之见，当如何御敌？”崇祯皇帝问道。
杨嗣昌回答道：“我军长于守城，短于浪战。当凭借城池之利坚守不出，万万不可出城浪战。贼奴所至之处，调兵入城防御。尽可能的把百姓都送入城内，即可保护百姓，又可加强守城力量。贼奴入寇不过劫掠财物，掳掠百姓罢了，春耕之前必然退兵，只要我军坚守不出，贼奴自然会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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