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三年的除夕日前，北京城稍稍显得热闹了一点。自从朱由检登基以来，十三年间，满洲人已经四次毁坏边墙，纵兵入塞，其中三次直抵北京城下，燕都因此萧条了许多。
十一年的那次东虏入塞，宣大总督卢象升尚在父丧之中，便夺情带领宣府、大同、山西三镇兵马勤王援京。可崇祯皇帝当时已有意同满洲人议和，辅臣杨嗣昌与监军太监高起潜，听出了崇祯的意思，便百般刁难卢象升。
巨鹿之战时，京营总兵王朴擅自将部队拉走，卢象升号称总督天下勤王兵马，但实际上可以控制的兵力只有杨国柱和虎大威两镇，一万多人而已。
用这样单薄的兵力，卢象升又怎么能抵抗得了满洲人呢？崇祯皇帝只当他是畏敌避战，便手诏“卢象升畏葸不前，实堪痛恨，着即褫去本兼各职，来京听勘”，要将卢象升从阵前抓回北京处置。
卢象升在巨鹿战死以后，更在崇祯心中坐实了他拥兵避战、畏敌如虎、坐实畿辅糜烂的罪名。尸体八十天不得收殓，死后哀荣一点都谈不上，反而被一些杨嗣昌的党羽，加以怯懦畏敌、虚报战功的种种罪名。
崇祯喜欢用一些自以为的“权术”对付朝臣，这之中只有杨嗣昌能得到他的全盘信任。今天正是宫中准备除夕的时候，宫人们都在忙碌。崇祯皇帝喜爱的宠妃田妃看天子在过年前，还在御案上批阅文书，便亲自端着一碗银耳羹，来劝他休息。
“皇爷……”田妃将玛瑙和翡翠装饰的银碗放到了御案上，但她没有直接劝崇祯停下笔来，只是用一种温柔的目光盯着天子。按照洪武帝制订的“祖宗法度”，后宫妃子，是不能对国事插上一句话的。
崇祯皇帝抓起一只汉玉小勺，舀了一勺银耳汤喝下。他年不过三十，可为着支撑这风雨飘摇的大明江山，已生出了许多白发，眼眶里充斥血丝，显是昨晚又忙碌到很晚了。
“文弱离开都下已有三个多月了吧？”崇祯问了田妃一句，天子心中时刻挂念的，还是与他“如鱼得水”的辅臣杨嗣昌。
他从御案后抽出一卷正黄描金云龙蜡笺缓缓展开，沾了些墨水，奋笔疾书写下一行字：盐梅今去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靖，还期教养遂民生。
这是杨嗣昌出京督师前，天子赠给他的一首御制诗。皇帝派遣杨嗣昌出任督师以前，赐给了杨文弱尚方宝剑，还授予了他节制督抚镇以下一切文武的巨大权力。在杨嗣昌离开北京的那天，崇祯又赏赐了辅臣精金百两，做袍服用的大红纻丝衣料四套，斗牛衣一袭，赏功银四万两，银牌一千五百副，纻丝和排绢各五百匹，发给“督师辅臣”银印一颗，饷银五十万两。
天子很少有这么大方的时候，崇祯甚至还在平台践行时，亲执酒器，为杨嗣昌酌酒。他对杨嗣昌的寄望之高、用心之诚，古往今来又有多少君臣可以比拟？
“剿贼成败，全系文弱一身。只是先生他离京这样久了，怎么还未闻捷报传来呢？”崇祯从御座上站了起来，因为坐的时间太久了，血气上涌，使得他摇晃了两下，没有站稳。周围的太监和宫人们都惊呼一声，十分紧张，只有秉笔太监王承恩不急不慢，将崇祯缓缓扶住。
崇祯脸色有些灰白，他一手搭在王承恩的手臂上，在书房中走动了两圈。田妃对边上的宫人使了一个眼色，马上便有人端上茶水。但崇祯只是用嘴唇轻轻地咂了一下，没有喝太多。
“最近连苏州和嘉兴一带的鱼米之乡，都遭了旱灾、蝗灾。四方有事，国库如洗，朕自登极以来，夙兴夜寐，不敢有一日的懈怠，罪在朕躬？”
王承恩看天子站得稳了，便慢慢松开手来，他本拿了一些奏疏和塘报，准备读给崇祯皇帝听。此时却先回答了皇帝的疑问，“陛下有匡国之志，可大臣都无御侮平乱的长才，谋之不臧，以国为戏。”
崇祯心中对王承恩的话很是受用，他不认为国势每况愈下的问题出在自己身上，只觉得是群臣皆无用之人。但皇帝口头上还是否定了一句，“也并不都是如此，国家多故，股肱是倚，朕不能一人治天下。像杨嗣昌、陈新甲都颇具才识，是难得的人才。”
王承恩看天子心情似乎转好了一点，便取出一本陈新甲的奏疏，里面写的都是一些较好的消息，他问道：“皇上，大司马刚刚送来一份奏疏，通政司已经贴了黄了，陛下是否要看一眼？”
因为国势纷乱，每天送进宫来的各样文书越来越多。未免文书太多，省览不及，通政司每日便将收到的文书，先用黄纸把事由写出，贴在前边，叫做引黄，再用黄纸把内容摘要写出，贴在后边，叫做贴黄。
一般来说，紧急的军情密奏和塘报，是没有贴黄的。但陈新甲送来的这份奏疏，文字内容很长，里头有不少意义不大的水分，王承恩便还是让通政司贴黄后再给皇上看。这些贴黄标出重点的部分，都是陈新甲的得意手笔，从各个角度，吹捧了杨嗣昌出京督师以来的捷报战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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