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东京来的人乃是前礼部尚书朱胜非，而本地起身呼应朱胜非的则是另一位前尚书刘大中。
且说，朱胜非是蔡州人，老家位于京西最东南挨着淮甸那里，当日赵官家刑白马以成绍兴后，他弃官归乡，却整日只在汝水、淮甸一带盘旋闲居，故此，赵官家此番南下，虽然没有从他那边过，他倒也算是遥遥居中观望了。
等到年前初冬时节，赵官家召开武林大会，将摊丁入亩等策略公开摆出，并直接在东南强行推行后，他却是立即就关注到了此事，而且在与两淮、京西友邻亲眷议论后，深觉此事不妥，彼时便有许多旧日同僚、地方士人劝他出来与官家争辩。
作为当日白马事变的代表人物，这位朱尚书虽是吕颐浩所推荐上位的，但退休后却一直是靠着稳健二字在两淮混的，日常也没少说什么谁谁误国什么的，此时被拱的不行，自然要捏着鼻子站出来。但是，他多少又有几分明白，知道直接去杭州找赵官家只能是自取其辱，便干脆另辟蹊径，转身入了东京，去当面讽谏赵鼎、张浚、刘汲、陈规，乃至于吕好问等在京相公，并在太学中挑起议论。
可以说，声势很大，很是在东京给五人造成了一些麻烦，但问题在于，这个摊丁入亩很明显是针对东南的，便是两浙、江东成了，估计北伐前也就是最多再推广到两淮、江西、福建，东京这里再热闹又如何？
相隔千里，根本没有对赵官家那边产生什么实质影响。
然而，不知道是不是京城诸相公被他弄烦了，又或者是什么别的缘故，在朝中派出新年问安使后，忽然的，又临时委托他这个老臣做了上元节问安使，让他来见赵官家，自陈条例。
此人一时也是无法，只能硬着头皮上路，然后于年后便过了长江，却并未匆匆来见赵官家，而是主动放缓路程、观察形势。待到实在是躲不过去后，却又算着时间，忽然在正月十二这日，先在湖州汇集湖州本地公阁成员，当众做了表态，说此行必要劝谏赵官家云云……然后又带着本地这些人将一直赋闲在湖州老家，整个冬天全程连门都没开的前吏部尚书刘大中唤了出来。
人家刘大中原本已经要忍过去了，但毕竟也是跟朱胜非一样，是所谓稳健派代表人物，政治属性被白马事变给捏的死死的，此时被姓朱的领着乡人把门一踹，再往腰中这么一捅，也是无可奈何，当众表了态，就随着朱胜非来给官家问安来了。
最后，勉强压着正月十五上元节这天中午抵达了杭州。
怎么说呢？虽然朱胜非、刘大中二位大员来的仓促，但依然有杭州、湖州、秀州、越州、明州、睦州等周边州郡的公阁成员们及时赶到，以上元节赏灯，顺便给官家问安的名义，及时抵达为两位大员做压阵。
算一算，也有一两百人了。
不过这一博，也基本上算是最后一搏了。
转回眼前，正月十五上元节的意义在这个时代不用多言，本就是最肆意欢乐的节日所在，而杭州城作为东南实际首府，方腊之后十余年未逢兵戈乱事，当然是热闹非凡。何况与北方汴梁那种大城相比，杭州虽然人口稍少，却也有西湖为倚仗，再加上南方气温和煦，周围城市也多，自然是别有一番风味。
早数日，便有无数灯山布置起来不提，临到上元节当日，便是破败的雷峰塔那里居然也有东京来的御营骑军将士合力起了一个涂得花里胡哨的热气球，而面对着无数前来问安进献的本地、周边公阁人物，赵官家更是于中午时分赐宴凤凰山，刘朱两位前尚书也得到了该有的待遇，随从入宴……但这场宴席并没有什么多余展开，朱胜非和刘大中甚至没来得及开口，刚刚用完餐，便有吕颐浩亲自率杭州本地官吏过来，邀请赵官家下凤凰山登西湖大舟，巡游西湖，与民同乐。
于是乎，下午时分，赵官家摆开仪仗，率凤凰山上下一起北上涌金门，然后登上了早在此处等候的舟船舫艇。
其中，赵官家自与近臣、外加十余名近侍上了一艘绰号大乌龙的平底大船，还将那面闻名天下的金吾纛旓立于船尾，吕相公、许相公、刘朱两位前尚书也各自有了一艘船，其中吕许二相公所乘的那艘则号称小乌龙，也自然不必多提。
除此之外，杭州本地使司、州府官吏，随行周边州郡公阁成员，居然也按照品级、地域分得船只，一同出行。
其实，这些公阁阁员作为两浙路最富庶的杭州周边州郡形势户，哪个家中在西湖没有自家画舫？而且哪家画舫不是雕栏玉砌，金坠银饰，乃至于香焚甜熏？不比这些内中板凳都光秃秃的官船强？
但话又得说回来，画舫家家都有，今日又有几个能登官船伴随御驾呢？
人数太多，又是第一次做这种事情，所以众人下午随御驾抵达涌金门，却足足折腾到太阳西斜，才纷纷登船。
但随即，随着大乌龙在前，小乌龙在侧后，左右数十官船齐发，尾随大乌龙屁股上的金吾纛旓，一起自涌金门驶出，往苏堤而去，却是一时引爆了整个西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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