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正是政府的干预，才造成了市场机制的扭曲，影响了资源的合理配置，加剧了原有的各种内部结构的缺陷，并最终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根据上述分析，这一派给亚洲国家提出的政策建议是：
放弃亚洲模式，采纳美国模式；同时进行各种结构性的改革。
特别要对政府的行为和作用进行严格的限制，大力削减政府预算，并对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
具体的结构改革方案是由IMF制订的，目前泰国、韩国、印度
尼西亚等国的政府正在遵照执行。
2、市场主义或自由主义
这一流派人数不多，主要包括发达国家中的部分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
此派的基本特点是崇尚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
在他们看来，亚洲经济的基础是良好的，虽然这些国家的内部也
存在某些缺陷和问题，但是与金融危机的爆发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因此，他们进行分析和说明的重点是，金融危机的爆发实际上是市场机制、特别是国际金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结果。
例如，他们中间有的人把国际金融市场的力量比喻为“原子弹”，认为它威力无比。
但又喜怒无常：如果市场以赞许的目光看待一个国家的金融表现，那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就会稳定繁荣。
如果市场下了相反的定论，那么这个国家就会陷入灾难。例如，80年代的拉美各国、1994年的墨西哥和去年的亚洲。
根据这一观点，他们提出了与结构主义完全相反的政策建议：不论是危机的爆发还是经济的恢复，都应当顺其自然，不必加以人为的干涉。
因此，他们严厉地批评了IM
F的结构改革计划，认为它实际上等于代替亚洲政府对经济实行了新的干预，其结果不仅对亚洲经济的恢复毫无帮助，而且必然会影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同时，他们还指出，IMF虽然给遭受危机最重的泰国、韩国和印度尼西亚提供了数百亿美元的紧急援助。
但是它与每天在国际金融
市场上流动的2万多亿美元相比，不过是九牛一毛，根本于事无补。有些人甚至提议，应当解散IMF。
3、激进主义或新经济论
这一流派的人数也不多，但是成员比较复杂，既包括亚洲国家中像马哈蒂尔那样的民族主义领袖。
也包括发达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以及那些不同意结构主义和市场主义的专家学者。
这一流派的特点是，强调指出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实力的差异，以及现行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内部缺陷。
同时，他们论证了弱小国家的政府对民族经济进行干预和保护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并且试图提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发展道路。
例如，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认为，亚洲货币的暴跌是少数投机
家“人为操纵”的结果。
他还指出，由于国际金融资本的实力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因此后者甚至无力决定本国货币的汇率水平。
他原先的副手安瓦尔也指出，这些“邪恶的”投机活动的成功证明了国际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严重
的缺陷。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亚洲国家领导人的观点，不仅得到了发达国家中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的支持，也得到了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一些国际经济机构官员们的赞成。
例如，美国《波士顿环球报》的一篇文章指出，亚洲政府对经济的管理虽然可能使某些私人企业的利益受到一定的限制。
但是它有利于保护社会和公众的利益。反之，不受管制的贪婪必然导致不公正，而不公正又必然导致社会的不安和动荡。
世界银行副行长斯蒂格利茨也明确指出，亚洲金融危机的原因不是由于政府的干涉过多，而是由于干涉过少。
比如在建立健全管理框架之前就取消了对外资的必要限制。
他进一步指出，许多人在批评亚洲各国政府的时候忘记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每一笔贷款不仅要有借方，也要有贷方。
因此，对金融危机的发生，双方“共同负有责任”。
从上述观点出发，这一流派对结构主义和市场主义的政策建议都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他们认为，那两派的观点和主张，实际上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贷款者，而不利于亚洲国家。
因此，他们提出的政策建议是建立新的国际经济机构，或者强化现有国际机构的职能，以便对短期国际流动资本实施严格的管理和监督，防止亚洲式金融危机的再度爆发。
而且，最近马来西亚政府已经对外国资本实施了管制；香港特区政府也进入股市，与国际投机资本进行了直接的较量。
综上所述，当大家分别考察这三个主要流派的时候，可以发现它们各自都包含着合理因素，因为它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并且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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