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噢，不是的，”女管家说，“我根本没有认为您的做法太狠。老爷，您的行为是合情合理的、非常明智的”
她甚至连自己也不清楚，她刚才讲的是实话，还是因为怕李广元又猜出她的想法而对他撒谎。
李广元站起来，拿着蜡烛，走到桌旁。他拿出几张纸，摊在自己面前，好像摆纸牌占卜似的。在一张纸上他画了一个身体肥胖的高个子男人。在下边他本想写上“李事群”，但是他没写。在第二张纸上他画的是丁末村的面孔，在第三张纸上他画了一个很刚强、带着个伤疤的面孔：这是吴四宝。思索片刻，他在第四张纸上写上了几个字：“76号情报总部部长”。这是他的上司詹国强的官衔。
一个侦察员，当他处在众多的重要事件接踵而来的时刻，他应当是一个感情极其丰富的人，甚至可以说要像演员那样的多情善感，不过此刻的感情最终一定要服从那严酷无情、清晰明确的逻辑。
李广元只有在夜间，不，即便在夜间也只是偶尔才可以感到自己是袁恩，可以思考“做个真正的侦察员意味着什么？”的问题。是搜集情报，整理客观的材料，然后转送中央，供领导在做政治总结、制定决策时参考？还是做出自己的、完全是个人的结论，简述自己对未来的看法并提出自己的估计？
袁恩认为，如果侦察部门也去关心政策规划的事，那结果会是建议太多而情报太少。他还认为，如果侦察部门完全服从于一条预先确定下来的政治路线，那将非常糟糕。汪未经就是这样，他对重庆方面的“软弱无力”确信无疑。根本听不进军人们慎重提出的意见：“国军并不是想象的那样软弱”。袁恩认为，如果侦察部门总想使政治服从于自己，那同样也是不足取的。最理想的是，一个侦察员要十分了解事件发展的前景，而且能向政治家们提供一系列他认为最合理的决策。袁恩认为，一个侦察员对自己的推测是否绝对正确可以感到信心不足，但对自己推测的充分客观性他不能有丝毫怀疑，而应当确有把握。
现在当他最后一次着手研究这几年所搜集到的材料时，李广元就更应当慎重考虑自己所有赞成和反对的意见，因为这是牵涉到整个民族命运的大问题，分析中决不允许出现丝毫差错。
詹国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正好在英国，参加了空军，成为了战斗飞行员，拿到了英雄勋章。第一次北伐失败后，詹国强逃到了日本，在那里当上了一名飞机驾驶员。有一次，他驾机飞行，遇上了狂风暴雨的可怕天气，但是他竟然奇迹般地把他驾驶的那架单引擎飞机平安降落在一个日本贵族在京都的宅邸，在这里他结识了做复三太上校的女儿，并很快把她从她丈夫的身边夺走，然后离开日本回到了中国。在中国他又与汪未经见了面，决加了国民革命党员组织的游行。游行中受了重伤，但却出人意料地未遭逮捕。不久便迁居到武汉去了，他的日本老婆比他早来一步，已经在那里等候他的到来。当时他们囊空如洗，但是他们栖身的那家大旅馆的主人也是国民党员，和詹国强同在一党，免费向他们提供食宿。后来旅馆老板把戈林夫妇请到了北平，在那里他们一直住到1927年国内宣布政治大赦令的那天。
大约过了半年，詹国强和其他十一名国民党人当选为国会议员。汪未经因是文人，未能进入国会。
他的老婆曾给住在日本的母亲写信说：“在国会里詹国强和湖南的将军坐在一起。旁边还坐着一些赤卫队的刑事犯之类的家伙，他们戴着“练到和吹子”，其实，练到也好，吹子也好，都是一回事。当时汪未经给詹国强打来一封电报，上面这样写道：‘只有您这样仪表堂堂的人才是我们国民党人的代表’”
应当准备新的国会选举了。按照汪先生的决定詹国强离开了党的工作，只担任国会议员的职务。那时他的任务是与当时社会上的权贵显要建立联系。因为一个企图夺取政权的政党必须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根据党的决定，他在霞飞路租了一所豪华的住宅，在那里他接待过一些清朝的没落亲王，格尔沁亲王，以及一些资本巨头、豪富大亨。
宅邸的中心人物自然是他的日本太太了，她姿容妩媚迷人，谁见了都喜欢；她是日本一位显贵大臣的千金，丈夫又是战时的英维，一位曾因反对那抵抗不了布尔什维克野蛮主义而流亡异乡他国的战士，所以她深为众人所敬重。
每次接待客人之前，华东地区国名党组织的领导丁末村清晨就来到这里，他是党和詹国强之间的联络员。李事群坐在钢琴前伴奏，詹国强、他的日本太太还有她与前夫生的儿子合唱民歌：在汪先生的家里是绝不能容忍美国或法国爵士乐那种放荡不羁的旋律的。
1931年1月5日汪未经、周呼海和梅思品来到这所用党的经费租赁的宅邸。正是在这里那个曾号召国家工人“打碎共产国际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腐朽的帝国主义的枷锁，把中华民族变成一个人民的国家”与金融大亨和工业巨头秘密地勾结到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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