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军法不是作生意，当然没得谈。
雷远直接拒绝了甘宁，而他的部属们开始向前威逼。
那是真正的威逼，甚至可以说是作战的准备，绝非花架子，甘宁看得出来。负责具体指挥的，是站立在校场后方的郭竟，随着他低声下达指示，一个个传令兵沿着校场边缘奔走，将原本从江州城各处汇集过来，部伍散乱的雷氏部曲一点点地微调。
适才甘宁仗着抓了一个违背军法的雷氏部曲什长，有些疏忽了，这时候注意力转回来，才发现整座校场的局势已经不同。
弓弩手就位，枪矛手就位，刀盾手就位。甚至在甘宁身后的郡府里面，也开始传来将士们快速接近的甲叶铿锵声。
在火光的掩映之下，上千将士们毫不掩饰地调整队列，也毫不掩饰己方的高度戒备。甘宁毫不怀疑，自家的部属们再敢乱说乱动，立即就会被斩杀于当场。
这些部属们追随甘宁时间最长的，已经有二十多年。他们一起纵横在大江之上肆意劫掠，一起转战荆州、江左，每个人都是殒身不恤、谈笑赴死的好汉。甘宁常常感叹自己一个人的精力终究有限，所以他始终只能纠合起这样规模的力量，固然剽悍酷烈、敢斗敢杀，数量却难免少了一点。
但今天甘宁看到了完全不同的治军手段。
雷远的个人勇武，放在甘宁面前不值一提，想必在将士眼中也没什么威风；他不擅饮酒，极少参与饮宴游玩，远不如甘宁那样重视与麾下将士的亲密往来；他行事繁琐细密，总是不断拿各种东西来约束部下，据说在宜都的时候，一个月里推行的部曲运作条例多达六十条，号称每日两更全勤，从武器甲胄的保养管到吃饭喝水的须知，还勒令基层将士们熟读牢记，以致苦不堪言。
这样的治军方法，几乎每一方面都是与甘宁习惯的套路反着来。所以甘宁虽然身为雷远的副将，却素来对庐江雷氏部曲的战斗力不以为然。
尤其在甘宁投入左将军麾下，随同雷远一起深入巴西以后，他发现无论对抗徐晃，还是夺取江州，都是自己发挥其超群勇力对抗敌军主将，而雷氏部曲中那些校尉、司马们，老实说乏善可陈，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
军队当中，分别高下的唯一途径就是战斗力的比拼。之所以甘宁选择在夺取江州的当日悍然屠杀严颜满门，有一部分原因便是甘宁觉得雷远必然依赖他的勇武，因为依赖，也就必然宽待。
可现在的情况显然与预想不同。雷远并没有表现出对甘宁所部的特别依赖，或者说，哪怕他有所依赖，也不会因此而宽纵军法上的要求。
就在片刻之前，他理直气壮地杀死了自家部曲中违反军法的七个人，与此同时，他的部下们没有人求情，没有人表示哪怕一丁点的异议！
甘宁青年以后，颇曾读书。他记得《尉缭子》中曾说，“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次杀其十一。能杀其半者，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如雷氏部曲这般，至少便是令行士卒之军。
这代表雷远对军法的要求已经渗透到了这支军队的骨子里，他还有一整套的办法来作为支撑。这样一支军队在战场上会多么可怕？
直到今天之前，甘宁还觉得自家在公安城外若能放手一搏，未必就会被雷远打败，但这时候他忽然有点明白过来：他所熟悉的那套领兵的手段，能够用好数十人、数百人，但雷远所推行的，才是足以统领数千乃至数万人的办法。
或许雷远离开了雷氏部曲的支撑就什么也不是，但只要他和他的部曲、和他的庞大地方势力捆绑在一处，甘宁的力量根本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更不要妄想与之对抗了。
这种情况下，恳求又有什么用呢？雷远已经支撑起如此令行禁止的体系，就绝不可能网开一面、自挖墙角。
雷远平静地看着甘宁，什么话也不说。
而甘宁的脸色越来越沉重。他慢慢地松开攀住雷远臂膀的双手，后退一步。
雷氏部曲们继续逼近，越过两人对话的位置。几名甘宁的部下开始骂骂咧咧，有人摆出反抗的姿态，立即被十七八杆长枪兜头盖脸地逼住，分毫动弹不得。
随即执法队如狼似虎向前，将跟随甘宁从郡府中出来的数十人全都拖到校场中央。
校场之内，近千将士甲胄鲜明，刀枪锐利；校场外圈，掺杂着益州民夫的部队陆续汇合过来，民夫们的纪律性稍微差一些，虽然不敢大声喧哗，低声言语的响动却嗡嗡不止。
有人压着嗓子问：“不是打赢了么？为何还要杀人？杀的是谁？”
领队的都伯道：“雷将军入城之前颁下三条军令，你可记得？”
“不得滥杀、不得扰民、不得纵火？”
“正是。适才杀的，便是庐江雷氏部曲中，违抗军令、入室劫财的七个人；此刻要惩治的，则是甘将军所部，滥杀严太守家眷的那一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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