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模糊不是遗忘的那种模糊，而是被时光逐渐风化的那种。如果是贞观前几年，面对土豆，他还能想到曾经学过的“金盏花”课文，想到最简单的选种方法，此时，却需要想一段时间才行。
或许终有一天，后世的经历，可能会成为梦境一样的存在，被年老的自己认定为幻想。这，也是不无可能的事情。
于跃不知道太子殿下为何拿着一把土豆，却黯然神伤起来，只好暗下决心，趁早把土豆的良种培育出来。
皇帝和众大臣一起“摘”玉米粒，足足摘到了下午，茶饭没动。期间，侍郎以下的官员，甚至不允许在一边看着。全部脱粒以后，种子被一队甲士护送到了仓库里面。皇帝给这里下的命令是一只老鼠都不能进去，要是损害到了种子，可不是一个脑袋两个脑袋就能解决问题的。
就像曾经李承乾和李泰说的那样，同样潜力的土豆，反而不被皇帝看重，只留下了一句“悉心培育”以后就走了。连挖一个看看的想法都没有。
占城稻的成功、玉米的成功，都给了皇帝强烈的信心。粮食，一直都是王朝最不可或缺的东西，哪怕如今朝廷不再用粮食作为税收，依旧是如此。占城稻的成功，再加上玉米的成功，让于跃一跃而成为了侯爵，还是有封地的那种。要知道，一样的侯爵，乔师望可是灭了一个薛延陀，才换回来的，而且还是在已有的子爵上面提升。
玉米的成功，给了朝臣们极大的信心，谁不想盛世留名？所以一时间，朝中的官员们格外的认真起来。
就在这样认真的情况下，迎来了贞观十三年的新年。
腊月十几，是朝廷最忙的时间段，各地官员都要上表汇报情况，好多拖延到了年底的事情，也要抓紧时间处理。每每到这个时候，尚书省的职能作用，就变得跟尚书省没什么区别了。复核和查缺补漏彻底的落到了门下省的肩头。
虽然杜如晦说过能二力承担，但本着尊老爱幼的道德，李承乾还是回到了尚书省，帮着处理政务。
伴随着大唐的发展，政务自然是越变越多，越来越难以快速处理的政务，似乎已经开始标榜着三省六部制度的不堪重负了。但是，三省的主官就这么多，如果强行增加的话，那就相当于在朝廷里新设立几个大佬级别的位置，这对于朝政的影响，对于勋贵群体的影响，都是未知的。
因为不确定，所以不敢实施，这就导致今年年前的政务，让本来半天班的朝臣们，变成了天不亮就上班，天黑了才下班。就这样，依旧会有一些重要的奏折，大半夜的被送到主官的床头。
相比较一个人蛮干的房玄龄、俩老头子互相打气的门下省，尚书省因为有三个主官，所以暂且还没到极限，甚至于三人有时间的时候还能唠唠家常。
拿起一封温州的奏折，见周记之已经成功抵达温州，并且在第一时间开始安抚百姓，李承乾才松了一口气。
原温州刺史赵博人，才学不错，但就是办事能力差。岳州现如今已经得到了发展，如果要发挥岳州交通要道的功能，那么在岳州到长安之间，必须要修建一条官路出来。为了速度能够快点，所以工部选择了分工修建的路子。工部派遣工匠头子，民工就地招募，一州负责相邻州府之间一半的路程。
这本来就是很简单的活儿，可是怎奈温州刺史时间的安排上出了问题，连番拖延耽误了百姓的秋收，而百姓秋收完毕以后再去上工，他还要扣人家工钱。大唐的百姓确实纯朴，但是过惯了太平日子，也能摸清楚官上是什么样子的。没有民变，没有造反，只是百姓们援助一人，跑到了长安来告御状。
《新唐律》中，废除了“以民告官，先是有罪”这样的律法，改成了“以民诬告官员，惩罚加倍，事实则赏”，这一条的改动，给了好多百姓曙光。
于是，赵博人被掳职还乡反省，正好给周记之空出来了位置。
反观周记之，就会办事多了。上任以后，立刻代表官府给百姓们赔礼道歉，清还了克扣的工钱，还自掏腰包在温州州府建立了善堂。这一系列的行动看起来是正常的，但是，实话说，对于别的刺史一级的官员而言，这样光明正大的给百姓道歉，实在是掉价，实在是丢脸。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百姓们最希望的，就是这个。官府吗，能不犯错吗？犯错了改就是了，只要工钱没差，还回来就没事了。而新来的刺史老爷不仅知道办事儿，还知道道歉，更是建立了善堂，那就是一个好官。
于是，赵博人当刺史十几年的时间没有享受到的“万民书”，周记之一上任就享受到了。
“昂着头走路容易摔跟头，低着头走路，没准儿才能把每一步都踏实啊！”
感慨一声，李承乾提笔在周记之的奏折上写了批复：“应有之功，不另再叙，卿之辛苦，孤知晓也。且踏实以沉淀，奋发而富民。”
写完批复，扔到属于吏部的筐子里，李承乾一抬头，才发现杜如晦和杨师道都在看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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