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论调认为，楚乃至后来崛起的吴都是蛮夷，与夏的文化不同，然后论证夏文化是怎么影响甚至同化了蛮夷，这个说法究竟合不合适，有道理，也有不完全准确的地方。
首先，关于楚的理解。楚，事实上有两类说法，一是周封的楚，一是僻处南疆的蛮族，或者简单说就是楚国以及楚蛮，这里的楚蛮也即古人所谓的荆蛮。楚人自不断南迁到江汉，筚路蓝缕，楚人是殷商朝的遗民，先人鬻熊是弃商奔周的，不算是跟着周打天下的一个族群。但是周代商以后，也保留了商的一部分文化，并加以改良，形成周独特的礼乐文化。可以说南迁的楚人融合了商周的文化特点，到江汉以后，进一步的融入当地荆蛮土着，因此也携带者南蛮的蛮夷文化。这样看，楚人是商周南蛮文化的一个综合体。
要明确的是，南迁过去的楚人与当地的荆蛮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族群，只是后来的楚融合了荆蛮文化。换种说法，是后来的楚人逐渐统领了荆蛮，又因为南疆的特殊地理与气候，以及当地土着的习俗，本身具有夏文化的楚渐渐的被蛮夷文化所笼罩。一直到楚庄王，可以说是楚人从夏文化到蛮夷文化再到夏文化的一个迁移过程。
楚人南迁变为蛮夷，楚人北进又为夏，不能纯粹的认为楚就是蛮夷文化，这个说法割裂了楚与夏源头上的一脉传承。当然，楚人自称为“蛮夷”，后来齐桓公所谓尊王攘夷，这个夷也说的是楚。但是楚人的自谓蛮夷是有其愤慨的原因的，无非是楚大爵小，不满周的看不起，但是楚人的精神深处是有着夏文化的因子在，他们时时不忘“意欲以观中国之政”，来找回楚人在华夏那里的尊严。用楚人的话讲，我们是“抚蛮夷而属诸夏”，意思就是我们不过是地域在南蛮，我们的目的是领导蛮夷归属诸夏。
在儒家系统中，对夏的理解，是从文化层面的，所谓用夷狄礼则夷狄之，用中国礼则中国之。能行王道，行礼乐治国，便是诸夏，为什么后来楚庄王在史家那里的地位那么高，就是因为楚庄王北进中原的过程，完全是走王道的路子，走礼乐的路子，一改楚人一贯的扩张兼并，反而奉行存亡继绝的文化，这是楚庄王得到孔子赞叹“贤哉”的重要原因。
楚人来自中原，接受了南疆的蛮夷文化，但是不能认为楚就是蛮夷，齐桓公伐楚，一个理由是为什么楚没有向周进贡，这个就确认了楚的诸夏地位，但是因为楚人融合了蛮夷文化，与中原有很大不同，奉行军国扩张，这有悖于中原文化系统，因此干脆将蛮夷色彩浓烈的楚直接呼为蛮夷。这还是从文化角度，楚人从中原过去，接受并浸染了蛮夷文化，你就是蛮夷，后来楚人北进中原实行王道，你就是诸夏。
所以说，判断一个族群是蛮夷还是诸夏，有一个标准，那就是文化上是不是行王道，能行王道，夷狄为诸夏，不行王道诸夏也为夷狄。譬如有说“晋变而夷狄，楚变而为君子”，楚南迁前为诸夏，南迁后为蛮夷，北进又变为君子，这都是文化的不同。也有种说法，楚的高层是夏文化的传承者，楚的臣民是蛮夷土着，综合看，楚文化是诸夏文化与蛮夷文化的融合，楚人有着强烈的诸夏认同，这似乎从楚庄王北进中原的一系列异常变化能看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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