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听到赵一的这番说辞，不会可否，他已经不是小年轻了，走过的桥比赵一吃过的米还要多，不可能因为几句激动人心的话就丧失判断力。
但是赵一也算是给出了一个解释，确实如他所说，前两个层次他基本上都达到了，甚至远远的超出了，追求第三个层次也是说的过去的。
只是第三个层次涵盖的范围很广，不仅仅是使命感，还有一些别的东西，只是赵一既然这么说了，他也就姑且这么听着。
赵一当然也不会天真的以为，他这套说辞就能够获取信任，毕竟人心隔肚皮，漂亮话谁都能够说，真实的想法还需要真实的行动来佐证。
所以他继续说道：“当然我这么做也不是无脑的一腔热血，而是对我国经济的长期看好。
现在我国经济这几年已经翻了好几倍，这在一些小国家或许能够做到，但是在大国之中，却是鲜有的。
现在经济总量已经超过德国，达到了世界第三，虽然人均数值还是很少，但是总算是一个良好的开端，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经济只会越来越好。
到时候财政状况会得到巨大的改善，使用到民生福利方面的开支也会水涨船高，所以现在我是在亏本投入，但是从长远来看，还是具有一定的回报。”
老人听到他这番话，不自觉的点了点头，他比较认可这套说辞，因为这里面计算了利益，只有产生利益关系，才能够让他比较放心，如果仅仅是无私奉献，他觉得不太可能。
“那你的具体方案是什么？”老人问道。
“前面说的国家提供的三大福利，一是教育，二是医疗，三是养老，只有解决了这三个福利，才能够说是一个高福利国家。
其中教育的产出是隐性的，而投入资源却是最大的，还很难通过一些手段来降低成本，甚至会随着时间推移和发展的需要，提高这方面的成本。
所以教育将是一项长期处于高投资的福利，受益的是整个社会阶层，因此在国家财政当中应该占据大额的支出。
其次是医疗，医疗可以操作的空间就比较大了，如新技术的突破，就可以大规模的降低成本，同时能够提供更高的医疗服务。
因为医疗不是纯粹的福利，还需要百姓购买相应的保险，其次就是国家的财政补贴，所以就会产生比较直接的效益。
所以这种能够产生直接效益的福利，可以和相关金融结合起来，发挥的作用也就更大。如医疗保险资金的金融运行，就可以获得不错的收益。
当然如果是一般人或者国家来进行，大概率还是会需要较大规模的财政倾斜，因为按照现在的技术医疗技术水平，所需资金不菲，而我国恰恰在医疗技术方面比较落后。
但是这个难题，对于我来说，则是相对简单一些，因为我可以通过医疗技术，将成本尽量压缩，剩下的固定成本，就是医务人员的工资了。
由于财政补贴的比例是相对固定的，而作为医疗承包商，肯定会想方设法的压缩成本。
只要政府在医疗服务质量上监督到位，那么这部分财政支出是确定的，对于国家财政规划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
道理很简单，一是我国人口肯定持续增加，那么医疗费用肯定也会持续增加。
二是随着工业化的加剧，环境破坏也会加剧，各种以前没见过的疑难疾病也会出现，这也会增加医疗负担，提高医疗成本。
当然你会担心，出现的新病症，承包商会采取拖延的方法，因为针对新病症的研究就需要花费巨额的资金。
甚至花费巨额的资金都没有一个结果，对于承包商的收益产生巨大的影响。
只是这是相对于普通承包商而已，我可以在此承诺，如果出现新的病症后，一年内无法研发出新技术，我可以接受政府高额的惩罚。
当然有巨大的风险，就要有相应的收益，到时候如果通过技术手段的提升，降低了医疗成本，国家也要按照固定比例给予财政补贴，绝对不可因为承包商赚取的利润丰厚就减少补贴。
正是因为具有如此的诱惑，才能够激励医疗承包商努力的开发新技术，降低医疗成本。
而国家既不用担心医疗开支的突然增加，也不用操心全国庞大的医疗队伍，减少了政府治理国家的难度。
养老福利就比较棘手，一是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和生活水平的改善，人均寿命肯定是持续增加的，那么作为承包商承担的压力也会持续增加。
二是养老服务使用技术手段降低成本是不可能的，仅有的创收只能是通过金融方式来进行，获利渠道狭窄。
所以政府需要在养老福利方面进行较大的财政倾斜，而承包商的获利区间则是考验承包商的金融获利能力了。
如果金融获利能力薄弱，那么就会出现亏损现象，如果获利能力强悍，就可以获得盈利，这给承包商带来了不确定性，但是却给国家财政带来了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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