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对于参加了高考的学子及其家长们来说，是极其忐忑之月。对于包产到户了的农民们来说，是头顶烈日收获上半年的希望之月，战天斗地播种下半年的未来之时。生产队搞集体出工的时候，县里的干部，公社的干部，纷纷下到大队、生产队搞“双抢”（抢收早稻、抢插晚稻），甚至把中小学生也派到大队、生产队帮助插秧和收割，硬性规定“插完早稻过五一、插完晚稻过八一”，却年年实现不了。而今包产到户了的农民，根本不用干部们来吹哨子、喊出工、扣工分，却更加自觉的早出晚归，把田土里的事情整理得有条不紊有模有样。
在过去，公社干部没有一个不敢不到自己驻点的大队生产队去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没有一个公社干部不被晒得黑不溜秋如煤炭工人的，更不用说在七月这个抢收早稻、抢插晚稻的“双抢”时间里。而在现在，公社干部如果能够为农民们提供农作物种植和防病治虫技术指导，提供畜牧家禽水产养殖加工技术服务，及时调解邻里之间出现的各种纠纷矛盾，就会很快地成为农民们争着抢着要的香饽饽式干部。
在大历县的公社干部中，真正能够为农民提供技术指导的，除了易大伟就是新来的钟国正了。易大伟之所以在大历县公社很有威信，深受农民和干部们的欢迎，除了他是公社党委书记，是全公社的一把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是寿仙农学院毕业的本科生，懂农业技术，是农业生产方面的技术权威。
农民们虽然种了一辈子的田和土，养了一辈子的猪和鸡鸭，但过去在生产队出的是集体工，大多数农民做的是那些不那么需要技术含量的“跟班”活，一旦自己单独来做了，浸种催芽，苗田管理，犁田耙田，插秧施肥，杀虫治病，等等等等，没有一个环节不需要技术含量的，这使农民们深深地感受到，农业不仅仅是有收无收在于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多收少收在技术的问题。多收就等于自己家比别人家多了财富，少收就等于自己家比别人家减少了财富。而多收少收不再仅仅在于肥，关键取决于种养技术，取决于管理技术。
大历县是寒州县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一个公社，历年来在全县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由于历史上曾经在这里设置县府近百年，商业古城的架构依然还在，加上又有一个三千多职工的军工企业，又与由少数民族自治的省级贵山自治区一山相连，在高度实行粮票、布票、肉票、油票等等票证制度的年代里，这里不仅有各种票证的地下流通，甚至还有比较丰富的物质供应，无论是人气还是物质都不比县城差哄么，因而大历县又常常被寒州人甚至周边地区称为寒州县的第一县城或寒州老城。因此，能够调到大历县公社工作的干部职工，往往都自觉不自觉的就有了一种自豪感，而能够到这里来当公社书记的，更是县委书记特别看重的人选。
易大伟是在地委纠偏工作队撤队之后，各个大队生产队的工作几乎瘫痪的状况下，调来当公社书记的。也算是临危受命。易大伟担任公社书记几个月之后，中央下发了《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的75号文件，明确可以创造和建立各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可大历县公社却再也没有办法建立真正的责任制了，只能面对现实尊重现实，明确田土山水林路集体所有，生产队拥有土地经营的发包权，农民只有相对稳定的经营承包权，必须按照国家的规定上交农业税、完成征购派购任务，对农民一年一结增人减人的粮食、上交大队生产队干部的补助和公社、大队、生产队公益事业的粮食等等，事实上就是认可了分田单干的做法。
这种不得不认可的分田单干，给公社干部增加了从未有过的大量工作，把公社干部由原来的面对大队、生产队干部做工作，变成了直接面对大量的农民群众来做工作，把公社干部与农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由原来间接的政治关系变成了直接的经济利益关系，把公社干部推到了农村矛盾的风口浪尖上，把过去宏观的党群干群关系，变成了面对面的零距离的具体关系。好在农民们拥有了土地经营权后，精耕细作，加上高产杂交水稻品种，绝大多数人过上了温饱生活，过去只有逢年过节和家里来客时才能吃的白米饭，现在基本上都有吃了，即使没有白米干饭吃，也有白米稀饭吃，过去一日三餐红薯的生活逐渐成为了历史，一时之间，干部和农民的矛盾也比较少，党群干群关系也比较融洽。
这一段时间，钟国正跟着易大伟正在全公社转，有的时候一天走两三个大队或单位，有的时候一天就呆在一个大队或一个单位。钟国正每到一个大队或单位，都会下意识的把这个大队或单位的基本情况，比如大队的人口、户数、水田、旱土、山林、习俗、名人典故，或单位的职工情况、主要业务，以及听到的笑话等等，都记在了本子上，把易大伟说的一些经典的话和工作安排也记在了本子上，晚上睡觉前再拿出本子，再细细的琢磨，对一天的活动梳理归纳一道，强化自己记住其中最关键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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