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儿来了。
我抬头一看，招工的竟然是表叔文杰，而且更没有想到的是，文杰就是这个工程队的包工头。
望着头发已经花白的表叔，我百感交集，父亲已经退休了，他还在工地上奔波。后来我才知道，文杰出狱后，自己觉得不好意思回老家，哪里跌倒就在哪里爬起来，和几个人拉起了一支工程队，到处包工，发展到现在，已经是远近闻名的包工头了，最值得骄傲的就是县委大楼的修建，他的工程队负责了三通一平和后期的粉刷工程，得到了业主单位的高度赞扬。肯吃苦，不计较，文杰的工程队有了名气，工程源源不断，现在已经正式升格为“宏森建筑公司”，业务扩展了，招人也就显得尤为急迫了。
文杰说很感激我父亲的，不论我父亲的帮助对他是否有用，但感恩之心永存。
我记得你小时候成绩那么好，怎么会落榜呢？文杰不解地问。
我则尴尬地说：耍心大，荒废了学业。
文杰说：那可惜了，不过现在找碗饭吃还是不难的，凭你的聪明，学什么都应该很快的。你如果愿意就来帮我。
我自然感激不尽，在表叔身边，应该对我格外地照顾，怎么也不会吃亏吧。
你先负责记工和工地安全，要招人的时候你可以把把关，毕竟你在古锦认识的人多，但工人基本上是来自内地的，都是老乡、亲戚一群一群的，有时候，得罪一个就会跑十几个，包工头算是最受气的。文杰说，以后还要学习工程管理上的一些技术，以后用得上的时候多。
有时也陪文杰去参加一些应酬，相当于他的办公室主任。到建设、工商、税务等单位办理各种手续更是让文杰这个刑满释放人员感觉最麻烦的事情，因为到处都是异样的眼光，办事也很不顺利。这些就可以交给我了。他还说现在岁数大了，以后有可能让我接班，让我做好心理准备。
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工作并不累，而且一来就相当于是工地的管理岗位，很有一些成就感。
我这辈子大概丢不掉“波儿来了”这四个字了，这是我身上的类似品牌的东西，有的人叫我我会很高兴，有的人叫我我会很不高兴，我的心情和我跟那人的关系决定的，但是我无法决定人家怎么叫我。
工地上的人都这样叫我，因为人人都这样叫。我是工地上年龄最小的，工友多数来自内地，年龄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趁农闲打点工。跟他们打交道并不复杂，只要能将工作任务安排妥当，明确责任，再苦再累，他们都能扛下来，有的时候是不得不硬抗，因为，他们的肩头有老有小，有责任。只要真心对他们好，不拖欠工资，他们就能为你卖命。
在我代表宏森建筑公司和各个单位打交道的过程中，我经常感受到了不一般的冷遇，怪不得文杰不喜欢去各个单位办事。但是熟人好办事，这是肯定的。
但是在工商局见到余刚，他那热情劲，跟我是他亲兄弟一样，带着我到各科室咨询、签字、盖章，忙前忙后的，弄得我真不好意思。事情办妥之后，余刚叫我到他办公室坐坐。招干工作才三年的余刚，现在已经是办公室副主任了。他手下有一个大专生和一个中专生。余刚招手示意那个大专生给我泡了杯茶，便出去了。
余刚提议道：好久一起吃饭。
我说：可以啊，今天你帮我这么多，感谢你还来不及。
余刚说：都是朋友，这社会，没有熟人和朋友就办不成事。把花花和侯娟都叫上，我做东。
我说：人不一定我能叫得动，但一定是我做东请你的。
没事，我现在管后勤，吃顿饭是小事。余刚说，我是一个讲义气的人，我们是永远的好哥们。
又聊了一阵，也没有特别的意义，也没有定下一定要吃饭什么的，便挥手告别。余刚还是那个余刚，但是脸上的戾气被圆滑的世故所取代，义气二字随时冲口而出，却已经成为口头禅了。我何尚不是如此，那种酗酒自暴自弃的年代过去了，现在，每天我必须穿得非常正式，陪着笑脸接触各种人，虽然不抽烟，但是包里随时都有烟和打火机。我们心里都装着过去，装着许多令人难以启齿的爱恨情仇，却像朋友一样，微笑、寒暄。
文杰叫我请余刚吃顿饭。我给文杰摆明了我们的关系，觉得还是不见面好点，于是托人送了他一条“红塔山”香烟表示感谢。
今天的工程是拆除我曾经就读的子弟校。我是工人里唯一在此读过书的人，是子弟校的最后一届高中毕业生，今天要亲手拆掉，心里别有一番滋味。要拆掉的不仅仅是建筑物，还有我铭刻在这所学校的一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有一种隐秘的兴奋，意义自然不同。
我联系好本地运渣的拖拉机队像红头蚂蚁一样排列在操场上。文杰检查了工人们的安全帽和装备以后，一声令下，工人们便开始进入楼房里，从上面开始或撬或砸，一块块预制板水泥块带着尘土掉了下来。整个工地灰尘满天，工人们的吆喝声、楼房倒塌的声音和震动、文杰粗声大嗓的指挥声音交织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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