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均田制是按人口授田，家里人越多的，分的田地就越多，加之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非常脆弱，地主的承受能力相对较强，小家庭却极易因天灾破产，接着土地就被兼并。
就事实而言，土地兼并主要分以下情况。
一，某年某月受灾，家贫不能度日，官府赈济不力，户主以名下田地为押，向本县地主借高利贷，还上了田地还是自己的，否则要么主动卖地还钱，要么被迫以田地支付本息，即使借的不是高利贷，勉强把今年挺过去了，明年再一次天灾徭役，还挺得过去吗？
二，某年某月徭役，官府衙役捉人，不但男丁要拉上战场打仗，女丁也会被拉去烧水做饭运东西，石壕吏说得好：“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
仗打起来了，官府可不分男女老少，对此新安吏还能提供佐证：“客行新安道，喧呼闻点兵，借问新安吏，县小更无丁？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
人被拉走了，田地基本上就会慢慢荒废，德宗《罪己大赦诏》描绘了这样的画面：“遂用兴戎，征师四方，转饷千里。赋车籍马，远近骚然，行赍居送，众庶劳止。力役不息，田莱多荒。暴令峻于诛求，疲民空于杼轴，转死沟壑，离去乡里，邑里丘墟，人烟断绝。”
人没了，地无主，兼并继续。
三，寺庙道观的永业田，是大数目且几乎都是钦赐。
四，均田制不但对被剥削者授田，对单字王、公主、郡王、国公、郡公、郡侯、郡伯、县主、县男等获爵贵族也授田，受永业田一百顷递降至五顷，内外职事官从一品到八九品也授，永业田六十顷递降至二顷，什么上柱国、开府仪同三司、参知政事、左右散骑常侍、云骑、武骑尉之类的散官勋官名誉官职也授，受永业田三十顷递降至六十亩，此外各州县官府还领有多少不等的职分田和公廨田，职分地租作为官僚俸禄补充，公廨地租作官署费用。
贵族是逐渐增加的，地是有限的，所以政府持有的地会越来越少，哪些张口就是什么世家祸国兼并土地的，连均田制是怎么执行的都不知道，这就是封建社会的属性决定的。
原因还有其他的，就不必赘述。
基于小农经济的脆弱性和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土地兼并不可避免，继而就会导致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越来越强，政府控制的人口和土地越来越少，大量土地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大量人口沦为少数人的租户，供养统治机器的自耕农越来越少，最终导致王朝的财政崩溃。
事实上，如果不是李唐皇族在武周改制中受到的清洗，如果泾原兵变时大批皇族没有被乱兵杀害，如果不是黄巢天街踏尽公卿骨，现在关中的田地不知道还会紧张成什么样子。
到李晔上台这会，关中人口锐减，凤翔下辖的州县，如灵台、武亭川、岐阳、良原、安戎关、华亭、义宁、岐山、宝鸡山、麟游、太和关等地，荒芜田地的几乎一眼望不到头。
偌大的岐州，在册户口居然只剩三万多人。
言归正传，基于以上情况，李晔现在有恢复均田制的底子，但实施地区有限，考虑到自耕农数目不足，李晔暂时也只能贯彻两税法，把手伸向富人和他们名下的雇户佃户。
两税法的执行原则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不再区分本地户口和外来客户，不管你人在哪里，只要在一地有资产，就算当地人，那就要上籍征税。
崔胤问：“我是河北冀州人，在首都经商客居，我如何纳税？”
杜让能道：“你名下在河北冀州的一切家业，赎买田、永业田、分家田交地税，雇户和租户按人头征丁税，依据田地、粮食、金银、铜钱、布帛等资产总数确定你的户等，按照户等高低和资产总数征户税，户税不分籍贯，如果你在长安有田地，还得按亩数征地税丁税。”
崔胤点头：“明白了，相公放心，我准时报税。”
只要是大唐公民，人在大唐，那就得按贫富等级和土地多少分征财产税及土地税，不分名望高低，不看出身尊卑，不问职业出处，都得乖乖报税上税。
当然，两税法有几个弊端，一是最开始征收货币地租，而市场流通货币量不足，导致钱重物轻，农户不得不贱卖绢帛谷物或其他产品以换取货币交纳税钱，这很打击生产积极性。
二是两税法体制下，买卖土地合法，导致土地兼并更加盛行，卖方卖了地，买方往往隐瞒不报，官府不查就不知道，仍按先前的数据征收，另外买方还会以税存的方式合法避税。
税存就是，提前在官府开户登记，提前预存税钱。
比如崔胤要买一百亩地，可是马上又快到夏税的征收时间了，但他不想申报这一百亩，一般来说他就会先把现有资产要交的税预存到官府，等户部下令征收夏税，官府直接从他预存款中扣钱，不用再通知他，同时他和卖方谈好，你等几天，等夏税征收结束我再跟你签地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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