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两点，东京股市收盘。
日经指数下跌1.2%，但索尼、松下、东芝等与太平洋资本有关联的公司股价却逆势上涨。
日本电视台的财经评论员分析：“市场认为，与太平洋资本合作的企业将获得中国市场红利。这是典型的‘中国概念’溢出效应。”
评论员说得对，但只说对了一半。
另一半是：这些日本企业的命运，正越来越与中国市场绑定。
傍晚，纽约股市开盘。
柠檬科技的股价冲破100美元大关，创下历史新高。
纳斯达克交易所里，交易员们都在谈论这家公司。
“柠檬科技市值突破800亿美元了！”
“苏宁的个人财富估计超过200亿，能进全美前十了吧？”
“关键是增长故事——中国市场还没完全爆发呢。”
摩根士丹利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调整评级。
分析师凯特的观点很明确：“必须调高。柠檬科技不只是电脑公司，它通过太平洋资本控制了整个中国制造生态。这是平台型公司，应该给互联网公司的估值倍数。”
“但制造业的市盈率一般不超过20倍。”保守派分析师反对。
“那是传统制造业。”凯特反驳，“太平洋资本的模式是：用技术换市场，用市场融资金，用资金买更多技术。这是飞轮效应，会越转越快。”
争论持续一小时，最终决定：将柠檬科技评级从“增持”上调为“强烈买入”，目标价130美元。
这个消息在收盘前一小时传出，股价应声再涨5%。
香港这边，太平洋资本的团队正在开庆功会，但很快被苏宁叫停。
“别高兴太早。”苏宁泼冷水，“股价涨得快，跌得也快。现在华尔街把我们捧得多高，将来要求就有多高。”
“老板担心什么？”管伟问。
“担心业绩跟不上股价。”苏宁说得很实际，“第三季度回报率42%，不可能持续。中国制造业的平均回报率在15%左右，我们迟早会回归正常水平。”
“那怎么办？”
“做两件事。”苏宁布置任务，“第一，尽快落地几个大型项目，把故事做实。第二，适当减持部分股票，锁定利润。”
“减持？现在市场这么热……”
“越热越要减。”苏宁说，“我们在中国投资需要现金，股票涨了不卖，等着跌吗？”
陈伟明点头：“明白。但减持可能会引发股价下跌。”
“控制节奏，分批减持。”苏宁想了想，“找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帮忙操作，他们专业。”
正说着，马克从纽约打来紧急电话。
“老板，麻烦了。美国商务部收到投诉，说我们向中国转移敏感技术。国会可能启动调查。”
“谁投诉的？”
“匿名，但怀疑是日本企业推动的。”马克压低声音，“商务部的一个朋友透露，投诉材料很详细，列出了我们转移的十七项技术，包括一些半导体设备技术。”
苏宁沉默片刻：“启动应对预案。让我们的游说团队去华盛顿，同时联系合作伙伴——英特尔、AMD、应用材料，让他们帮忙说话。”
“成本会很高。”
“比股价暴跌的成本低。”苏宁说得很清醒，“告诉游说团队，核心信息是：我们在中国投资，创造了美国就业。比如，宁芯半导体每年从美国进口十亿美元的设备和材料。”
“明白了。”
电话刚挂，东京的电话又来了。
这次是丰田章一郎亲自打来的。
“甘先生，恭喜股价大涨。”章一郎的语气比上次缓和许多，“董事会重新讨论了混动技术合作的事，我们愿意谈。”
“条件呢？”
“还是合资，但比例可以调整——丰田45%，太平洋资本55%。”章一郎停顿一下，“但有一个额外条件。”
“说。”
“希望太平洋资本协助丰田汽车进入中国汽车金融领域。”章一郎说得很直接，“我们知道你们在中国有金融牌照。”
股价上涨，带来了更大的谈判筹码。
苏宁笑了：“可以谈。下周我派人去东京。”
放下电话，会议室里的人都看着苏宁。
“老板，这是好事啊。”管伟说。
“是好事，也是压力。”苏宁看向窗外，“股价越高，盯着我们的人越多。日本、美国、中国，三方都要平衡。一步走错，满盘皆输。”
“那我们现在……”
“按计划做事。”苏宁站起来，“管伟，你负责减持套现。陈伟明，你准备丰田的合作谈判。马克在纽约盯着商务部的调查。我下周去京城——股价涨了，中国政府也会有想法，需要去沟通。”
团队各自领任务散去。
苏宁独自站在办公室窗前，看着维多利亚港的夜景。
股价飙升是双刃剑——意味着更多的资源，也意味着更大的风险。
华尔街的钱不是白给的，他们要看到增长，看到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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