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行人便先经太平县南下屯溪，然后在屯溪分手各奔东西。
尽管途中两次遇到在行军路上临时休息的国民党军队，但所幸全都有惊无险，蒙混过关。
第三天傍晚，一行人才赶到潜口镇，由于没有通行证，不敢到旅馆住宿，只能住在镇外的小茅店，尽管有俞梅陪同随行，但精明的店主一眼就判断出他是皖南事变打散的新四军。
幸亏新四军在皖南经营三年，口碑甚好，故而店主不仅没有当面说破，更没有为难他，相反的，一行人还在店主的掩护和帮助下，既解决了食宿，又成功花高价搞到一张从潜口到桂林的通行证。
有了通行证，在国统区基本上就可畅行无阻了。
那位店主后来又帮众人雇了一辆去屯溪的车，临分手时店主才笑着当面揭开众人新四军的身份。
听到这，李墙的眼睛就是一亮，要知道此时的屯溪不但地处后方，还是徽州府治所在地，从上海、南京、杭州、芜湖等地躲避战乱的达官贵人均麇集于此，再加上苏浙皖边各级战时流亡政府机关林立，呈现出一派畸形的繁荣，甚至有着“小上海”美誉。
而当初在帮明镜转移资产的时候，这里就曾经一度成为了李墙的首选，但是这样的好地方自然也是重庆方面重点防范的区域，而防范的主要对象自然就是红党了，甚至防范的力度比日伪的奸细还要大。
想到这，李强便连忙问道：“等一下，你说你们去了屯溪？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好好跟我说说。”
尽管觉得有些奇怪，但俞梅却还是仔细回忆了一番之后，才开口说道：“屯溪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热闹，街上到处都能看到衣着光鲜，来来往往的富人，街道两旁的店铺一间挨着一间，一点都看不出正在打仗的样子。”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屯溪真不愧是ah的‘小上海’，连租界里醉生梦死的那一套都一样不落地通通照办了过去，还真是一点记性都不长啊！”说到这，李墙稍微顿了顿，然后才继续问道，“到了屯溪之后呢？”
“到了屯溪之后，余、钱二人便买了去宁波转上海的船票，剩下的那个下级干部当天就坐上了返回原籍的汽车，而我则跟那位姓李的长官伪装成了贩卖茶叶的行商，一路从屯溪乘汽车到金华再转火车，辗转抵达了桂林。可到了那我们才得知，原本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主任克公同志，早在事变发生，国内形势骤变之后不久，就已于1月20号奉命撤回了重庆，而其余两个与李长官熟识的人也都转移到了香港，几经辗转之后，才总算与一个老朋友取得了联系，算算日子，他现在应该已经平安抵达香港了。”
听到这，即便是李墙和阿诚，也不免对俞梅这一番堪称传奇的经历赞叹不已，而在赞叹之余，也不免心生敬佩，于是便连夜将整件事的经过整理成了一份长长的报告，上报给了中原局。
毫无意外，这份报告立刻引起了中原局领导的高度重视，甚至还为此专门派了一个特派员过来了解情况。
尽管基于保密原则，李墙并没有直接跟那个特派员接触，但还是通过书信的方式，用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才让那个特派员完完整整地了解了整件事情的经过。然后才在第四天一早，带着那份详尽的报告和那八张染血的电文纸回到了中原局。
可就在这一天，特派员前脚刚走，杭州城便突然毫无预兆地全城戒严了。
一开始李墙还以为是特派员的身份暴露，导致了全城戒严，还在办公室里暗自庆幸。
然而没过多久，海棠便急匆匆地闯了进来，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消息：钱虎翼死了，而且全家上下几十口无一幸免！
尽管李墙一直对这句“多行不义必自毙”深信不疑，但也没有想到那钱虎翼的报应竟然来得这么快！要知道就在几天以前，他还在军官俱乐部里大开庆功晚宴，为吴志国带队一举捣毁了三个军统秘密站点请功。
谁能想到短短几天的时间，那个还在洋洋自得，幻想着加官进爵的钱虎翼竟然就这么突然地被人给干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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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多方打探，李墙这才打听到了一些消息，说是那天深夜，有人潜入裘庄后院，把当时住在两栋小洋楼里的所有人，无论男女老少，一个不剩，统统杀了个精光，而后又在西楼放了一把火，不过正是由于这把火，才引起了外面守卫的注意。结果虽然很快控制了火势，但房间里的钱虎翼却早已经没有了呼吸。
对于他的死，司令部里除了吴志国之外，其余人的反应都出奇一致地冷漠，就好像只是死了一只阿猫阿狗一般。
倒是身为军事顾问的森田大左，又是下令戒严，又是搜捕缉拿凶手的，忙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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