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甲军械等装备总的开销，也非但没有大幅提升，还有所减少。
不过，全军兵甲装备却出现质的提升，这主要乃是京襄接手所有兵甲战械的制造。
增涨最快的，主要还是营舍以及各种军塞防垒的建设投入。
这主要也是战线推进太快了。
颍州大捷后，防线推进到颍水沿线，接管陈许颍等州县二十余座城池，新建上百座军事驻塞。二十多万兵马要进驻新的驻地，营舍垒塞等方向的建设，半年多时间就投入了近五百万贯钱粮。
现在又收复河洛以及郑汴等地，这一块的开销也不可能有任何的节减。
然而就算如此，中枢岁入也差不多能覆盖全部的军资开销了。
以往将中路防御撇除在外，每年投入逾两千万贯钱粮，却未必能覆盖淮河防线的巨大开支，甚至十数将卒及眷属的生存环境还极为恶劣、困苦。
当时除了兵甲战械制造、军粮输纳存在大量的贪腐现象，更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将卒没有授田、配田，而江淮随着流民大规模涌入，农耗生产又遭受到严重破坏，粮价暴涨不休，吞噬掉将卒们看似可观的兵饷收入。
也迫使朝廷在兵饷外，还需要进行额外的赏赐，才能保障将卒及家小基本的生存所需。
现在除了每年三千多万贯钱粮的中枢岁入，由五路度支使司与户部共同执掌外，司空府还直接管辖京襄路、四大行营驻防区以及新收复的州县。
整个工造体系发展到今日，除了维持自身正常的发展及扩张外，每年还能为司空府上缴逾八百万贯的税利。
京襄路每年也能上缴四百万贯赋税。
此外，就是司空府旗下屯垦体系日益庞大起来。
自徐怀崛起于楚山以来，所有征没强豪、新开垦或收复的田地一律收为官有，然后由行营或制司出面组织人手大规模建造屯寨，并委任乡吏主持。
除了归附流民、普通兵卒的眷属以及收俘后经过一定惩戒的战俘，都统统编入各屯寨参与垦荒耕种以及地方上的道路、河渠堰坝等公共工程的开凿、修造。
既然屯寨、屋舍，以及开垦耕地所需的种种农具，乃至耕牛、种子，以及赖以生存的口粮，都是行营或制司供给，最终的官田收成，耕者自得一部分，但也要拿出相当一部分作为税赋、佃租上缴官仓。
唯有立下战功的将卒，才会得到直接的授田，不需要额外上缴佃租，还可以减免一部分赋税。
建继帝登基襄阳之前，徐怀带着楚山众人，吃尽辛苦才在桐柏山南北岭开垦五六万亩坡地，为了改善灌溉条件，不计成本在溪涧里修筑堰坝，但这也是楚山后续的水力工造发展奠下基础。
建继年间，除了开垦出四五十万亩坡地山田外，也随着军事实力的增强，有能力控制箕山与伏牛山之间的汝州槽形盆地以及汝水、明溪河与桐柏山北岭、大复山、灯台架等山围合的平川地区，楚山在平原地区直接控制的耕田，也一下子激增到三百万亩以上。
绍隆帝登基，徐怀以南蔡招讨司的名义，在剿灭洞荆匪乱时招抚上百万流民，又迫使绍隆帝同意将荆江以北的地域划入京襄路，同步开启在南阳、襄阳、荆州大规模清田、屯垦工作。
迄止绍隆七年，南阳、襄阳及荆州四县，外加南蔡，清除征没，加上荆北等地大规模修建垸堤垸寨，六七年间总计新得官田八百万亩。
第四阶段就是第二次淮南会战过后，徐怀实际拆散淮南西路，一方面将庐州、舒州、和州等淮西南部诸州县并入江南东路，一方面将淮西北部的寿州、光州、濠州等地纳入行营战区管辖，大举迁入靖胜、宣武、骁胜三军将卒眷属进行安置。
三年时间里，这些地区复耕、开垦的荒熟田高达六百万亩。
这些年来，在扣除逾三百万亩军功授田，司空府目前屯田司所管辖的官田总数达到一千四百万亩。
这还不包括刘衍、王番在江东、浙东两路的清田成果，也不包括颍州大捷之后，防线推进颍水沿线新增的辖域，更不包括收复河洛、郑汴等地可供开发的耕地。
绍隆八年，司空府所管辖的官田佃租及田税收入，在扣除地方屯垦、水利道路修缮以及人员等方面的开销后，还额外向司空府上缴包括两百万石粮食、一百五十万担棉花在内的大量物资——这还不包括司空府额外出资，从各屯寨民众手里低价征购的四五百万石粮食。
屯垦体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每年额外上缴大量的物资，也不仅仅是快速恢复地方上的农耕生产，更不仅仅方便新的工造技术优先在屯垦体系内部进行大规模推广，更为重要的是为司空府成功锁住近百万规模的预备兵员。
这些预备兵员，农时作为屯兵参与各屯寨的耕种劳作，由屯寨乡吏组织基本操练；闲时作为工辎兵进行集结，参与各项地方公共设施的建设，或保障前线作战的物资运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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